《血色中國》增訂版

  

《血色中國》增訂版  蘇明 著

紀念「六四」二十週年，特別推出

【關於內文】

「六四」是一場屠殺嗎？

此書為見證式回憶錄。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發生的一切，作者有詳盡的描述。「六四」後，作者在中國監獄中受到可怕的摧殘，屢被強暴雞姦和刑求，其遭遇難以想像。幾經猶豫，作者終於克服心理障礙，將「六四」後的慘痛人生披露成書。

全書壯觀，奪人心魄。展現了一個億萬人為芻狗的「偉大國度」中種種令人髮指的黑暗和人性的淪落。

【關於作者】

蘇明

　　1950年生。父親為中國建築工程界專家，母親受過高等教育。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作為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到內蒙古哲里木盟七年半，1978年，蘇明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並擔任過某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中國大百科全書》記錄有他執筆的三篇學術文章，他在學術上堅持客觀研究精神，最終，他在 1989年「六四事件」上與共產黨決裂。

　　「六四」之後他曾入獄，雖時間不長，但精神和肉體上經受了慘絕人寰、為一般人所難以想像的摧殘，後在朋友幫助下經由中緬邊境，去國逃亡。途中歷盡艱險，先到達比利時，最終在加拿大獲得政治庇護。目前定居加拿大。

 

書號	978-986-84799-3-7	系列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叢書4
書名	《血色中國》增訂版
作者	蘇明		EAN
			ISBN		978-986-84799-3-7
定價	450元		CIP		782.887
開本 頁數	21x14.8cm/611頁		出版 年月		2008年3月

《血色中國》

作者 蘇明

目錄

1.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2.同床而眠，沒有性生活
3.男人光著身子也不好看
4.腐敗也是大趨勢
5.男人們摟抱著自己的赤身裸體的太太
5.我的家族
7.司令官正在她被剝得一絲不掛的身體上
8.俗人就有俗事
9.共產黨與黑社會的幫會是一樣的
10.一個女人的裸體吊在窗前
11.六千個億不在帳上
12.有權就有錢，這你都不懂？
13.學生運動
14.北京民運
15.男孩背後連中三槍，全是開花彈
16.向首都人民敬禮！
17.被軍隊收編，無異於羊落虎口
18.這是一個漂亮的女人
19.軍人在我們這裏製造的又一起暴行
20.記住，決不戴這種帽子
21.四十而不惑
22.無論哪一條罪名都足以使你被關進監獄至少10年
23.證件是真的
24.難怪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拼著命往外跑
25.一介百姓，無意與任何人為敵
26.我的孩子，你們都是好孩子
27.我們母女倆是會被她們逼死的
28.查身份證的全是特警
29.如果搞政治能掙錢的話
30.突然觸到的是那個女人的肉體
31.她用一隻手揉著剛解開繩子的乳房
32.江澤民是從我們上海升到中央去的
33.上海採購員
34.你電死我，我也是這句話
灌水不是刑法，是為了幹那事
在我死之前，我先玩夠了你
35.讓我安靜地死
36.戴了兩個多月的腳鐐
37.兩死兩失蹤
38.權欲——權力的欲望！
39.這裏是泰國，是男人的天堂
40.一個隻穿著內褲的男人揪住一個裸體女人的胳膊走出了房間
41.一群裸體女人陪我們一起喝花酒
42.我平生第一次感謝起共產黨來了
43.髒錢可以在一個文明國家買個公民身份
44.現在你可以入境了

 

“……與阿聰一起共有五、六人，只有三個人越過了邊境，包括阿聰在內的三個人下落不明。六四後邊防的軍人接到了命令，對所有偷越國境的人可以開槍。我倒希望阿聰被打死了，總比被抓住受活罪要強，阿聰的性格你當然知道，即便他被抓住，他也會去激怒對方打死他的……”

我沒有打斷阿生。一個月零九天前，阿聰和我分手的那一幕又出現在了我眼前。

1989年的6月7號下午，大屠殺發生後的第三天。我終於在同仁醫院的太平間裏找到了好朋友阿朋的屍體。屍體已經開始變質，散出著一種氣味。同去的阿朋的妹妹一眼就認出了這是阿朋，我還不敢斷定，去向醫生要出具屍體的證件。醫生的回答是已經詳細檢查過了，沒有任何證件，幾天了無人來認領，火葬場幾次要拉走，都被醫生拒絕了，希望再等幾天，會有親屬來認領的。醫生又告訴了我屍檢結果是死於槍擊，後腰部被擊中七粒開花彈，整個屍體成了兩截，另在頭部發現一處刀傷達三寸長，但這不是死因，因為這個刀疤已是十多年前的痕跡了。憑著這個刀疤我才敢認定，眼前的這具斷成兩截的屍體，正是經濟學副教授、經濟研究室的主任，我的好朋友阿朋。

我馬上出去打電話告訴也在尋找阿朋的阿聰。當我剛把阿朋的妹妹安慰得止住了痛哭時，阿聰闖了進來。他雙眼紅紅的，滿臉的汗水和淚水混在了一起，頭髮蓬亂，一句話不說，跪在了阿朋的屍體邊上，一隻手緊握著阿朋的手，閉上了雙眼，將頭靠在了阿朋的那只冰冷僵硬了的手上。大約二十分鐘後，火葬場的汽車來了。兩個工人抬出了兩具屍體後，又進來抬阿朋。可阿聰仍是跪在那裏，頭仍靠在阿朋的手上一動不動。兩個工人看著我，我只好走過去拉阿聰，可是拉不動。阿朋的妹妹也過來勸阿聰，但仍沒用。最後我和兩個工人只好用些力氣，強把阿聰拉開。兩個工人在醫生的指導下，先將阿朋的上半截屍體從床上抬到擔架上，然後又去抬下半截，在擔架上再拼放好，又用布蓋上，才抬了出去。兩個工人講，家屬不必跟著去了，因為屍體太多，燒不過來，至少要等一周或十天后，要家屬一個星期後去火葬場問問具體燒的日期。

我一手攙扶著阿朋的妹妹，一手拉著阿聰的胳膊走出了醫院。阿聰仍是一聲不響，只是不停的流眼淚。

找到了各自的自行車後，我由於要陪阿朋的妹妹去阿朋家，告訴阿朋太太和他們那個剛七歲的兒子這個不幸的消息。所以，我問阿聰：“你和我一塊去好不好？”阿聰搖搖頭，用顫抖的手點了一支煙，大口的吸了兩口後，對我說：“今天晚上，也可能明天晚上，我去找你，別出去，等著我。”

第二天晚上，阿聰來了，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但臉上仍是毫無表情。進了我的房間，他把門關緊了，然後坐在沙發上大口的吸煙。我知道他的脾氣，所以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等待。過了一會兒，我問他要不要喝杯茶，他搖了一下手，嘴裏蹦出一個字：“酒”。

我說：“你心情不好，少喝點，慢慢喝。”

“我是來向你辭行的，今天半夜就走。今後你我再在一起喝酒，可就不知道是什麼年月了。來——咱倆幹一杯，我還有事託付你。”

“走，你去哪兒？在這個時候？”

“去哪兒都行，只要離開共產黨，天涯海角，只要找塊乾淨的土地，寧可挨餓受凍，讓我幹完我想幹的事。我不想總是偷偷摸摸的幹，更不想生活在暴力和壓抑下，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個國家可以讓我幹完我想幹的事吧。”

我明白了，可我是知道，他既無護照又無簽證，又正是這個時候，是極危險的。 “我不是來和你商量，因為我已決定了。我只能再坐十分鐘了。我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托你一件事，並囑咐你一件事。”

他從背包中拿出兩個鼓鼓的信封，放在桌子上。“這是兩筆錢，一筆是四千一百元，是我為天安門絕食學生捐來的，還沒來得及送去大屠殺就開始了。另一筆是我工作十年的一點個人積蓄，共二千三百元。這兩筆錢都留給你，用它去把死難的人的家屬、孩子安排好。我的自行車在門外，後架子上有個旅行包，裏面是我的幾件好衣服，也留給你，你會派上用場的。”

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拿出自行車的鑰匙，放在了桌子上。他知道我要說什麼，又向我擺了擺手，表示我不要打斷他。他大口的吸了一口煙，接著說：“我仔細地分析過了，我相信，你並沒有任何的暴露，現在的形勢就更需要你保護好自己，利用你的職位和權力盡力地去保護一批人。你必須停止寫文章，至少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與沙龍的人來往，他們會理解你的，因為我已對他們講過了。你是明白共產黨的，這場屠殺並不是結束，接下來的就是大清查，大逮捕，我相信不少人已經在黑名單上了。你想辦法去保護他們，這是很難的，但至少通知他們，讓他們走，千萬不要讓他們落進共產黨的監獄裏。我說這話，你是明白的。”

我們又碰了杯，並一口喝幹後，他站了起來，我馬上對他說：“路上要用錢的，你多帶些錢吧。”

他搖搖頭說：“這是冒險的事，成功與失敗各占百分之五十，與多帶錢沒關係。我帶了五百塊錢，還有這個小背包，就足夠了。逃出去了，一切都有希望，失敗了，命也就沒有了。”

我堅持著把一個信封塞在他的手裏，他推讓了一下，看到我有些急了，他才打開信封，數出五百塊錢放進口袋……

1957年，我和阿聰都是七歲，在同一天，被各自的母親送進了同一所小學。由於我們兩個人長得都很高，被老師把我們兩個人安排坐在了教室裏最後一排座位上，又是同課桌，整整六年。到了我們都十三歲時，幸運的是，我們倆都考入了不同的名牌中學。這一分開就是五年，直到1968年，那已是文化革命開始兩年了，接到他的邀請去他的新居做客。那是在和平里一所新樓裏的一套三居室的大單元裏，我的父親已經被批鬥兩年了，房子被封了，我們一家人被趕到一間14平方米的小屋裏，所以當看到阿聰住進了如此寬大明亮的住房，我心裏真是羡慕的不得了。五年沒見了，說起來沒個完，加上我們都快十八歲了，從這次接觸中才知道雙方家庭中的一些事。應該是阿聰母親的新婚，嫁給了一位剛出獄不久的國民黨的將軍。為了搞好對外宣傳，中共政府給了這位將軍這套住房、傢俱不說，還給了他一個中國文史資料館館員的職位，月薪一百四十元，在那時也是不低的收入了。

阿聰的生父是在婚後不久赴美國留學的，1949年共產黨立國，中國的大門便緊緊的關閉了，將阿聰的父母也關在了兩個不同的世界裏。二十年互無音訊，阿聰也只是從照片上認識他的父親的，可他的父親卻根本不知道他有阿聰這個兒子的。母子相依為命生活了十八年，依靠著他母親在中學教書的收入生活，連阿聰也說不清他母親怎麼會嫁給了這個將軍的。但有一點，我們倆是可以想到一起的，那就是阿聰母親的家庭背景和在美國的阿聰的生父，僅這兩點就已經使阿聰的母親在運動中倒足了黴，也受夠了罪的，嫁給這個將軍，在政治上是個保護，政府會看在這個將軍尚有可利用的價值的份上，多少會暗示一下學校方面，對這位將軍的新夫人不要批鬥的太過分了。那天的傍晚，我見到了這位大名鼎鼎的前國民黨的將軍，並不象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好像什麼殺人的惡魔，雙手沾血的妖怪等等。這是一個十分善良、和氣、談吐高雅、學識淵博的老人。他對我和阿聰談到了國共兩黨三年內戰的一些事實，那是我們以前從沒聽到過的。那一晚的談話，對我影響很大，我第一次明白了共產黨的話全是宣傳，實際上可信的程度連百分之一都很難達到的。

幾個月後，我和阿聰又分手了。在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的所謂的偉大指示下，全國幾千萬的中學生被強迫送到了農村去接受思想的改造，我去了內蒙古，阿聰去了陝西，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記得那是1970年1月裏的一天，我病了。一個人孤零零的躺在內蒙古的那間泥土小屋的土炕上，已經兩天了。因為離春節近了，同去的學生們都回北京與家人團聚了，我是為了讓挨鬥的父母和正在長身體的弟弟妹妹吃些營養，而寧願把辛苦了一年掙的那可憐的幾十元寄回家去，卻不想花在路費上的。外面是冰天雪地，裏面是冰房冷屋，兩天了，我迷迷糊糊的躺在那裏，也沒人知道。

終於有個老鄉來敲門，我已是弱的連回答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個老鄉並沒有離去，而是推門進來了，這才發現我是在生病。他跑出去叫了不少人來，大家七嘴八舌的出主意，想辦法，有人想送我去醫院，但在這種天氣，我又病得這個樣子，於是有人擔心我會死在半路上的，有提議去請醫生來的，但馬上被否定了，醫生是不會在這種天氣裏走十幾裏路出診的。人們正在商量著，村裏的幾個女人回來了，她們是不參加男人們的爭論的，馬上動手用木柴燒熱了土炕，又提來了水，燒開了讓我喝。終於有人想出了主意，那就是讓我吸幾口大麻。據說可以馬上減輕病痛的。這個主意馬上得到了贊成，於是有人馬上動手，把大麻摻在撚碎的煙葉裏，再用紙把這種混合物卷起來成煙捲的樣子，村裏人人吸大麻，沒人認為這是不好的，反而認為大麻是醫治百病的仙丹妙藥。

當一個村民卷好了大麻，點燃後，放到我的嘴上時，我緊緊地閉上了嘴，好心的村民們對於我的拒絕顯然是不解，同時又有些不滿意。我沒有力氣去解釋或說些什麼，只是以微弱的聲音請求他們拿些東西讓我吃。我對醫學是一竅不通的，但所受的教育告訴我，我年輕，有抵抗力。只要吃東些東西，睡上一覺，轉天會好一些的。村民們果然拿來些粗糙的食物，我極力的吃了些後，就筋疲力盡地躺下了，不久就睡著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個熟悉的聲音叫醒。我睜開眼，看到煤油燈已經點燃了，窗外一片漆黑。阿聰坐在炕邊上看著我。天啊！我是不是在做夢呀。我拼命睜大了眼，是阿聰，那高大的身材，說話的聲音和那張永遠帶笑的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高興的說不出話來。幾個伴隨阿聰進來的村民忙了起來，我請求他們生火燒暖屋子，燒熱水，準備飯。

阿聰湊近了我，說：“我整整兩天兩夜才來到這裏，進了村子後，就打聽你住在哪兒。他們領我來了，又告訴我你正在病著，我對他們說：沒關係，只要他看到了我，病馬上就好了。”他移動油燈靠近我的臉，又說：“你的確病的不輕，我來的正是時候，我可以照顧你。”

我問他：“你怎麼會來這裏？有什麼事嗎？”他開玩笑的說：“知道你病了，我特地從大西北趕來東北，你說我夠不夠朋友？”

可能是睡了一覺的原因，我的精神好一些了，但仍是起不來，只是半坐起來，用頭靠在牆上，問熱水燒好沒有，又告訴阿聰哪個盆洗臉，哪個盆洗腳，肥皂在哪兒，用哪塊毛巾，又告訴村民做飯，問他們知不知道誰家有肉有雞蛋，我給了他們錢，讓他們快去買來做飯。幾個村民忙成一團，剛才還是冰冷漆黑的小屋，現在變得溫暖熱鬧了。

阿聰正在用熱水燙著腳，一邊告訴著我這一路上的經歷，又不斷的開著玩笑。當村民們端上了飯菜時，看得出來，阿聰是餓了，馬上自己盛上一碗高粱米飯，大口的吃了起來。我仍是半躺著，看著他吃飯，一邊一再的讓他多吃，轉眼一碗飯吃完了，他又盛上第二碗時，才發現我正在看著他，他馬上用另一隻碗盛上飯，又放上菜，推到我面前，我搖搖頭說：“我實在吃不下東西的。”

他笑了一下，對我說：“如果現在我揍你一頓的話，你除了老老實實的挨揍外，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對不？所以別讓我生氣，陪我吃點，別等我真的揍上你時，你再求饒可就晚了。”我真的笑了出來，端起了那碗飯，勉強的吃了一口，費力的咀嚼著。他又向我碗裏添上菜，一邊又催促著我多吃，直到他三碗飯下了肚後，汗也出來了，他才放下了碗。

幾個村民帶著滿意的神情走了。阿聰鎖上了門，躺了下來，開始告訴我，為什麼在這嚴冬時節，他不惜跋涉兩千多公里，來找我的原因。

原來，阿聰所在的那個知識青年小組裏有一個學生，因為家庭出身，屬於“紅五類”，於是此人處處想出人頭地，以此撈取所謂的政治資本，當然就要選擇一個打擊的物件，並徹底擊垮他，才可以表現出自己是堅決的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又是多麼的忠於黨和偉大的領袖，於是可以加入共青團或共產黨，有了這個政治資本後，才可能在任何出現的脫離農村或返城的機會中捷足先登的。阿聰則成了這個人的選擇物件，當然也是被打擊的物件了。

阿聰無論是生父、繼父或是母親都脫不開一個“黑五類”的家庭背景，僅這一點就足以決定了阿聰的必敗的命運。阿聰從小愛母親的影響，愛拉小提琴，十幾年了，當然造詣非淺了。就在他初到這個村子的兩個月後，他的這一特長即被發現並利用了。當地政府把他選去參加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每天的工作量就是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去演唱演奏“革命的歌曲”，儘管這是與貝多芬、莫札特風馬牛不相及的，但至少脫離了農村的艱苦繁重的體力勞動，多少也有一點點的優厚待遇，這絕對是個上上等的工作了，當然引起了同去的學生們的羡慕，同時也引起了嫉恨。運動正在進行，高潮一個接一個，加上當地村民們的愚昧無知，終於阿聰被趕出了宣傳隊。

當他再回到村子裏時，情形已完全不同了，村民們不再認為他是個才華橫溢的年輕學生了，而認為他是個階級敵人，反動分子。第二天即命令他與村裏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們一起勞動，去做最髒最累的工作，同時還要受到監視和辱駡。阿聰高大、健壯，艱苦的勞動他不怕，但生活在被孤立、被歧視中確實使他受不了，沒人與他說話，每個人都疏遠他，甚至連幾歲的小孩子都指著他，罵他是“反動派”、“狗崽子”。阿聰受不了了，想離開那裏，可又無處可去。他曾回北京躲避，可時間不長，就被街道委員會催逼著回去“抓革命、促生產”。終於，阿聰想起了我，能與一個多年知己的朋友在一起，無論多苦，在精神上總有一個可以說得來的夥伴。說幹就幹，這也是阿聰的一個特點。他來的目的就是要和我一道去說服當地政府，允許阿聰調來和我同在一村。

我們經過了四天的奔波，與各級政府的接觸後，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個“不可以的”。

與阿聰的再次見面，是1978年的初春，在大學的校園裏了。那天，我正走出教室，看到一個人遠遠的向我走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那個人正是八年音信全無的阿聰。我興奮的向他跑去，高聲大喊著：“阿聰，阿聰，是我呀，老兄，你還認識我嗎？”
來到他的面前，我緊緊的抱住他的雙肩，興奮的大笑著。一絲笑容在他臉上一閃而過，繼而掙開了我的擁抱，又推開了我，面無表情，聲音乾冷的對我說：“幾個月前，我就已經知道你也在這裏了，我一直沒找你……”

“為什麼？我可是才知道你也在這裏的，告訴我為什麼你不早來找我？”他仍是那副神情，冷冷的說：“不為什麼，就是不想見人，更不想見老同學、老朋友。”

我正要接著問他為什麼，突然發現了他的臉是那麼冷酷，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的臉，我有些吃驚，只聽他一點兒也不客氣的對我說：“別問那麼多，聽我說完好不好！”
他說：“我知道你父親仍在挨鬥，經濟上拮据，你每個週末都要去做工，我是看在你我老朋友的份上，才來找你並準備幫你一下。”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拿出二十元錢，送到我手裏。“這是二十元錢，你拿去貼補生活，以後我會每個月幫你十塊錢或十五塊錢的。你就不要再偷著出去做工了，讓學校發現，你會被開除的。”

我不知為什麼，突然感到那麼委屈，我幾乎是在哀求地對他說：“你究竟怎麼了，老兄，你全變了，變得讓我都怕你了。告訴我，這八年你是怎麼過來的。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否則你不會是這樣的。我是你的老朋友，告訴我實話吧。”

一個冷酷的笑在他的臉上出現了。他像是自言自語一樣的說：“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每個人也都在變。”他不說話了，伸出手把那兩張鈔票一下子塞進了我的胸前的口袋裏，又順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兩眼看著我，

我努力的做出了微笑，又握了一下他的手，算是我接受了他的幫助的表示。他用乾巴巴的聲音對我說：“我在文學系，攻讀西方古典文藝，不要來找我，我會找你的。”

從那以後，我們每個月見一次面，都是他來找我，每個月都給我十塊錢，也有幾次給

了我十五塊錢，從沒間斷，也沒延誤過。我從不敢說謝，也不敢我謝的表示。我試著去談他、問他，但不是沒有回答，就是被他嚴厲的打斷。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怪人，怪得讓人無法接近他了。

所幸的是同年的年底，我的父親平反了，官復原職，補發了十二年的全部工資。第三天，我終於找到了阿聰，他給了我一個難看的冷臉，責問我為什麼來找他，我沒理他，興奮地告訴了他這個好消息。顯然，他也為我高興了，連說了兩遍：“這就好了！”我趁機趕緊對他說：“讓我們出去慶祝一下，好不好？我請客。”

這頓飯，我吃的開心極了，阿聰的臉上也出現了幾次的微笑，並不時的說話，令我驚奇的是，真沒想到阿聰的酒量竟然這麼大，不到一小時，一瓶60度的上等白酒就讓我們喝光了。我又要了一瓶，正要打開蓋子，阿聰止住了我，對我說：“今天我吃的很舒服，也喝的很痛快。我還能喝，你也還能喝，但這種酒太貴了，適可而止吧。讓我把這瓶酒帶回家，留給我慢慢享受吧。”我高興極了。刹那間感到過去的那個阿聰又回來了。

飯後，我們都點上了煙，我從口袋裏拿出一個信封，裏面有我母親放進來的二百元錢，遞給了阿聰。阿聰沒有拒絕，也沒有生氣，一句話沒說，拿起了信封裝進了口袋。我松了一口氣，端起茶杯，正要喝時，他說話了：“我母親四年前就死了，我的繼父也死了六年了！他們總共給我留下不到兩千塊錢。你以為我闊氣嗎？進大學的前兩年，我根本沒工作，指著這筆錢生活了兩年。大學招生了，我也是千算萬算的算過了這筆錢是可以使我畢業的。”

好的時光總是過的那麼快。轉眼就到了1981年春天。我們都畢業了，也都分配了工作，所幸的是，我們都被分配在北京工作。

說實話，在畢業前，我確實為了阿聰的分配工作一事而著急，發愁。四年了，他的同系、同班的同學們幾乎沒有一個人喜歡阿聰的，阿聰又從不參加社會活動，也從不與人打招呼或交談。系裏對阿聰的評語也不好，最令我不可理解的是，他的學分也不好，處於中等偏下。阿聰讀書極其刻苦，每週總有兩三個晚上是徹夜不眠地呆在圖書館讀書的。不管怎麼說，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註定了阿聰畢業後的分配會是那些邊遠的省份，而且是從事根本與所學無關的工作的。為了阿聰，我曾去請求阿聰的指導教授，能在阿聰的分配一事上給予照顧。幸虧這位教授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在聽了我詳細的敍述以前的阿聰和現在的阿聰後，老教授十分冷靜地說：“我早就說過，這場文化革命運動的最大後遺症之一，就是使得千千萬萬的人患有心理和神經病。你說的這些，我都理解，阿聰的內心深處一定有著一個極大的痛苦或刺激，於是改變了他，他又不說出來，這是最遭的事。但願時間可以醫治他，我也會盡力在他分配一事上幫忙的。但是你作為他的朋友，你要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永遠不要放棄，不要疏遠他，不要孤立他，想辦法能使他主動對你傾訴出一切，只要他能說出來，以前的阿聰就會回來的。”

或許是因為大學關閉了十一年後的首批畢業生，或許是那位老教授確實的努力幫助，阿聰所分配的工作是極其令人滿意的。我不但放心了，更為他而高興，而阿聰本人好像無所謂一樣。當然了，他是根本不知道我曾去請求他的指導教授。

在離開學校後，分手又是五年。儘管我們同在一個城市，但各自忙各自的事，加上我們各自的工作性質是要經常外出考察的，每年中總要有一半的時間是不在北京的，也造成了我與阿聰之間聯繫上的困難。這五年中，我與阿聰只見過一面，說起來也可憐，我們的見面是在火車站，我剛結束考察從湖南回來，正要走出火車站，就見到阿聰匆匆的走進火車站，他是去上海參加一個研討會，僅談了三、四分鐘，他就要去趕火車了。

他從來不給我打電話，偶爾我給他打電話，也都是我說話，他聽著。幾次在過年前，我打電話約他來我家一起過年，他都拒絕了，說是不想見人。

直到1986年，我剛剛結束了在西藏的考察工作回到北京，出乎我意料的接到了阿聰的電話，他說他要見我，有事面談並要我説明他。放下電話，半個小時後，我就按照他在電話中給我的位址來到了他的家。

這是一座舊的居民樓，似乎是五十年代建造的。我爬上了六樓，敲了一家的房門，開門的是阿聰。快十年了，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他住在這裏的。這是一套一居室的單元，屋裏很乾淨，佈置得也好，看到了靠牆的是一張單人床，我笑著問阿聰：“為什麼還不結婚？耍光棍有癮呀？”他沒理我，扔給我一支煙就跑進了廚房。

我欣賞著掛在牆壁上的幾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油畫。功夫不大，他兩端著兩個盤子出來，放在桌上，又跑進廚房。阿聰是不會做飯的，盤子裏的東西都是都是現成的雞肉、熏魚之類的熟菜。我問他今天是什麼日子，是不是有喜事，他又沒理我，只顧向桌子上擺放碗筷、酒杯，轉眼一切就緒，他才對我說：“坐過來，我們邊吃邊喝，我有事求你。”

他不斷地對我讓酒讓菜，又問了我一些西藏的風土人情，慢慢地，話題開始轉到他的事情上來了。他直截了當的告訴我，在他工作的單位，幾乎人人恨他，他的上司對他不滿，尤其前不久，他從一本英國的學術刊物上翻譯了一篇文章，簽上了他的名字，結果被發現了，於是惹了些麻煩，名聲上也受了影響，自己感到實在在那裏呆不下去了，想換個單位。他希望我幫助他，去說服我的上司能接受他到我所在的研究所工作。

聽了他的話，我震驚了。我的朋友阿聰，竟然做出了剽竊他人學術成果的事？！不可思議。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不管你怎麼看我，我不在乎，我在幹我自己的事，我沒時間去研究什麼西方古典文藝的，告訴你實話，如果我繼續留下工作的話，我還會這麼做的。”

“對不起了，你的這個忙我是幫不了的，我是很看重我的名聲的。”

“坐下！”他用了更高的聲音對我說：“你以為我整天的不務正業嗎？你以為只有你工作的最辛苦嗎？告訴你實話，我比你辛苦十倍，你知道那年在內蒙古你我分手後我受到了什麼嗎？你以為一個人就那麼容易忘掉他所遭受的一切？……”他激動了，一口喝幹了一杯酒，又給自己點燃一支煙，然後大口的吸著。

“老兄，別激動，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又猛吸了幾口煙，並又一次喝幹了那杯酒後，才開始用他那種生硬的聲調，告訴了我自1970年我們分手後的事。

當時，由於離過年已經很近了，所以阿聰離開我後就直接回到了北京，與母親和繼父一起過年。年後一個月左右，他又回到了陝北的那個村子，儘管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和村民、同組的同學們搞好關係，但是一頂“反動分子”“階級敵人”的帽子已戴在了他的頭上。情形不但沒有一點好轉，反而一步比一步壞。終於有一天，當一位幹部將一口口水吐在了阿聰的臉上後，又命令阿聰不准擦掉。阿聰忍受不住了，當場拉著這個幹部要去上級那裏講理，這個幹部當即大喊：“階級敵人要翻天了。”又馬上召集了一些村民和學生，在他的指揮下把阿聰打了一頓，直打到阿聰口鼻流血，兩處肋骨骨折，疼得倒在了地上暈了過去才停止。等到阿聰蘇醒後，即被兩個由那個幹部派來的村民押解著去幹活，既不准去醫院，更不准休息。從那以後，阿聰就像犯人一樣，每天清晨即被兩個村民叫醒，並在他們的監視和打罵下開始了一天的勞動，直到天黑後再由這兩個村民押送回學生宿舍。同組的學生們則開始執行對阿聰的看管，阿聰的一舉一動都會被報告到那個幹部那裏，如果阿聰稍有不慎，或說錯話，招致而來的則是一頓毒打。所有阿聰的來信都被拆開看了，阿聰寫給父母朋友的信也必須先由幹部查看，認為沒問題了才允許裝進信封發出。同時，阿聰也不被允許離開這個村子。整整一年半，阿聰過著苦役犯般的日子。當然了，他是不會這樣忍受的，他曾精心的策劃了一次逃亡，但僅六個多小時後就被抓了回來，吊在了村中的一顆大樹上，當眾被皮帶抽打了六十多下。

阿聰漸漸地明白了，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出於那個與他同在一組的學生的所為。看著阿聰落到了這個地步，這個學生高興了，但顯然是他的目的並未達到，所以繼續的在縣和公社的兩級政府中造謠，說著阿聰的壞話。終於，這個人被當地政府認為是一個“對毛主席、對共產黨無比忠誠”和“堅決對敵鬥爭”的榜樣，從而加入了共產黨，又提拔為幹部，此後青雲直上。

直到1972年初，阿聰被允許回北京探親了，原因是他繼父病重，已經不能說話了，阿聰的母親請求丈文史資料館出面，給阿聰所在的地方政府發了一封信，提到為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應當讓阿聰回來探望繼父。當阿聰趕到北京僅幾天後，他的繼父就去世了。

阿聰立即開始了在北京的行動，他給北京的所有的中央單位寫申述信，又一次一次的去有關的機構申訴他的冤情，揭露了陝西省地方政府設置私刑，任意關押、看管、拷打無辜的平民，揭發了那個學生利用了阿聰的家庭背景一手製造了冤案，反而得到了平步青雲等等。兩個月的奔波，根本無人理睬，毫無反應，正在阿聰走投無路，速手無策時，一個更大的不幸發生了。

不知是哪級政府的哪個部門，將阿聰的申訴材料轉給了陝西的那個阿聰所在的縣政府，而阿聰更是不明白的是，這封信又怎麼會讓那個學生看到了。於是那個學生立即趕回北京，與他的一個當員警的親屬密謀後，安排了一個在街頭偶然相遇的場面，然後對阿聰進行百般的辱駡，終於激怒了阿聰，不顧一切的揮拳向這個人打去，幾乎是同一時刻，埋伏的幾個員警跑了出來，抓住了阿聰，沒有任何的司法程式，就把阿聰關進了一間監獄達兩年之久，直到阿聰的母親去世後的第四天，阿聰才被釋放出來……

阿聰一口喝幹了杯中的酒，又倒滿，又一口喝幹，然後點燃了另一支煙，反問我：“你以為僅僅這些就能把我整個人變成這個樣子嗎？”

“你知道你變了，變得如此古怪，甚至不通人情。可你為什麼不控制呢？你的指導教授對我講過，只要你能說出來，你就會好了一半，然後再讀幾本心理學的書，你會調理好的。”

阿聰突然轉向了我，兩隻眼睛紅紅的，冒著仇恨和兇狠的光看著我，一字一字地說：“你以為，在這個世界上會有一本心理學的書是可以醫治一個從共產黨的監獄裏活著出來的人嗎？”足足有一分鐘，他才平靜下來，似乎他是拿出了最大的勇氣，告訴了我他在監獄裏的遭遇。

那個監獄裏，上到監獄長，下到普通看守，幾乎每個人都是殺人狂、虐待狂、嗜血鬼和性變態者，正是這些惡魔們掌握著監獄裏三百多名未經審判的囚徒的命運，把囚徒們的嘶叫聲、求饒聲、哭喊聲當做是流行歌曲一樣來欣賞。已是一無所有，又失去了那點可憐的自由的囚犯們，也不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年輕力壯的囚犯則時常的被捆綁起來，強迫過量的抽血，抽骨髓，更有八次之多。八個年輕的囚徒被無緣無故地公開槍決後，屍體立即被抬了出去，由等在外面的醫生立即取出屍體的內臟，然後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而屍體則立即被火化了。於是政府派人向死者家屬收取六毛三分錢的子彈費。

監獄當局對待犯人不僅是去打服他們，在他們身上留下永久性的傷害，而且還要在精神上去徹底摧毀囚徒，迫使囚徒們承認他們不是人，是人下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侮辱犯人，每個被拉出去受折磨的人都被剝光衣服，一絲不掛的受到拷打，有時讓犯人自己手淫，或做出下流的性動作，以供那群畜生們取樂，或作為一個交換條件暫時停止對這個犯人的折磨。取笑犯人的性器官，甚至對性器官用刑，最常用的是對男性性器官使用電流刺激性器官脹大，精液狂噴，或是在不使用任何麻醉藥的情況下，強行切除男性的睾丸，據說是可以制藥。

阿聰講他幾乎受盡了各種各樣的折磨，在他的身體上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傷痛。自從他出獄至今已十多年了，他從不去游泳，是不願意讓人看到他渾身的傷疤。

“士可殺，不可辱。”阿聰說：“我大約有過一百次了，想到過自殺。但我想到，司馬遷受辱後，堅持寫完了《史記》，所以我放棄了死的想法。我必須活著，我要讓人們、讓全世界都知道，這個政權是最野蠻、最殘酷的甚至比奴隸制度還要野蠻一百倍、一千倍的，這就是我活著的唯一目的。”

後來他又告訴我，在他上大學的前兩年，他一直在自修法律，上了大學後，他又自修社會學、生物學和西方近代史，並且精通英文和西班牙文。從上了大學開始，他就已經從事秘密的調查工作了。聽了這些，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他學習如此的刻苦，而考試的分數都是如此的低了。

那一天，我在他家呆到將近午夜。阿聰告訴我，他已經為一個秘密沙龍寫文章達四年之久了。說著，他拉我去了廚房，從碗櫃的背後取出了一個塑膠包。裏面是他這些年來所做的調查材料，足足有兩百多頁。我一邊翻看著這些資料和資料，一邊對他說：“你剛才還告誡我千萬不要落進共產黨的監獄，可是現在你幹的事，萬一出點事，你是又會進監獄的。”

他很自信地對我說：“我隨身帶著一種自己配製的藥，吃下去後二十分鐘之內就死了。你以為我傻嗎？共產黨口口聲聲說這個政權是他們的命換來的，當然了，想推翻他們也得用生命。”

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掏出錢包，從一個夾層中拿出一個小小的塑膠包，然後打開給我看，那是一小粒灰黑色的小藥丸。他馬上又包好，小心地放回錢包。

那晚，阿聰堅持要送我回家。他背著個大書包，裏面就放著那包他摘錄的資料和資料，這是在我一再請求下，他才同意讓我帶回家去看的，所以他才堅持要送我。
路上靜的可怕，半夜又很冷，我們把車蹬的很快。時間不大，就來到了我的家門口，阿聰把那包資料給了我，低聲對我說：“用腦子記，不要寫在紙上。”

我的上司、副所長、哲學家阿成阿成大我五歲，一起工作已經一年多了，但我們還從來沒有說過話呢。偶爾幾次在樓梯或走廊上碰面，也僅是互相點點頭，笑一笑而已。聽說這個人是個十分複雜的人，但工作能力極強。他上任了短短的兩年，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管理體系，不但大大的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進展，而且很得人心。

由於與他不接觸，所以我對也他沒看法。只是心裏隱隱地感到一個搞哲學的人，心理和思維上一定是很怪的，儘管我的這個想法根本沒理由，但我仍相信我是對的。

與他問候寒暄了之後，我直接的向他提到了阿聰，做了一個大概的介紹後，又直接請求他，允許可以把阿聰調來這裏工作。然後，我又就所裏的特點和問題，解釋了阿聰專業並不符合我們的研究專案，但是阿聰寫文章是一流的，並例舉了所裏的幾位研究人員，儘管一再的出成果，但在寫論文時，往往要費上許多時間，而且文章中仍然出現不少的毛病，又要費上許多時間去修改。同時提到阿聰自修了法律，也可以擔任法律顧問的工作，同時阿聰精通英語和西班牙語，更可以幫助專業人員翻譯文章等等。看來這最後的一點，打動了他。

一個月後，人事處通知我說有一個叫阿聰的新人近幾天就會來我們研究室報到了，我嚇了一跳，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了。

阿聰仍是那個樣子，同事們都把他當成是個怪人，這是我早就預料到的，我有意的把室裏的幾份積壓的論文草稿和幾份要排隊等候資料室翻譯的英文的資料給了阿聰。幾個月後，人們佩服阿聰的才學了。一手漂亮的文章，精確的翻譯，改變了人們對阿聰的看法。當然了，阿聰沒有改變，人們仍不敢與他接觸、交談，甚至有些怕他，即使是那些得到了阿聰幫助的人，也不敢去對他表示謝意的，因為得到的通常是一個“哼”，連頭也不抬的。我也時常有意無意的在同事們中間替阿聰辯解。既然阿聰並沒有得罪任何人，那麼同事們也多少看在我的面子上沒有必要去與阿聰作對的，彼此相安，天下太平了，我也終於抓時間把阿聰的那份資料讀完了。

阿聰以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的嚴謹態度，在這份資料中列出了一連串的事實和數字，其中有些東西我曾有過耳聞的，而有些東西則是令我大吃一驚的。例如全民教育的問題，資料中提到：在1949年，中國人口是4.7億，知識份子500萬，38年後，人口達到12.1億，知識份子總數不足1000萬，其中100萬在監獄。近三億人口是百分之百的文盲，另有三億人口的文化程度僅是小學一、二年級。

1949年，中國大陸的總耕地面積是16億畝，當時的人口是4.7億，到了1987年，人口上升到12.1億，耕地下降到不止13億畝。

到1986年為止，中國大陸的監獄人口達到1千萬，可其中的70％以上的囚犯是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的判決的，相當一批數量的人已經被關了二十年了，可並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更有一大批囚犯是為了頂數字，而在歷次的所謂嚴厲打擊的運動中被槍決，目的是在為了取得他們的內臟。

1984年，黃河的一次發大水後，一位19的姑娘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家園，孤身一人流落到了河南省的開封市，得不到政府的幫助，又找不到工作。在第二天的夜晚，這個女孩子被強姦了，當那個暴徒發洩完了轉身要走時，女孩子請求他給她一毛錢，因為她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想要一毛錢買個饅頭充饑。這個人扔給她一塊錢，從此以後，女孩子做了妓女。當她接待到第九名客人時，她被捕了，又正趕上嚴厲打擊的運動，以敗壞社會風氣的罪名被槍決了。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廣西、雲南兩省的一些地區的幹部們為了響應毛澤東的“消滅階級敵人”的號召，竟然帶領當地民眾，把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眾開膛，取出內臟，大家分而食之，超過800人被吃掉，而這些吃人的生番們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十年後，仍擔任著當地的書記、隊長、主任的，無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無獨有偶，同樣是在文革中，離北京僅幾十公里的三河縣的一個村莊，一夜之間竟然將60多人活埋了，理由是這些人出身于地主或富農家庭，屬於“狗崽子”。

1960年，還是大饑荒中，山東省沂蒙山區的一個村子，共有村民215人，竟然活活的被餓死了183個人，而就離這個村子不足500米遠就是一個國家糧庫，糧庫的官員眼看著人們一個一個的餓死，而不做任何事。不中共的元老王震聽說了此事後，僅說了一句話：“人民寧可餓死，也不去搶國家的糧庫，我們的人民多好啊！”

在寧夏、甘肅兩省，有幾個縣，在這裏是見不到二十歲以上的男人的，這幾個縣居住著回族，由於共產黨的所謂民族政策，激發了民族矛盾，發展成了反抗，政府調來軍隊，對這幾個縣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四十萬人遇難。

在70年代，發生在雲南塔山縣的事就是一例。縣民與政府間的矛盾，被政府調來的一個連的軍隊激化了，人們使用了毛澤東的遊擊戰術，分化瓦解了這支部隊，政府馬上又調來了一個團的兵力，並動用了大炮和坦克，幾天後，塔山縣變成了無人區，將近二十萬人幾乎全部死亡。

在黑龍江省的一些軍隊的高級軍官，利用職權強姦被派到軍隊拿出去的城市女學生，資料中有名有姓的提到這些軍官，有的強姦了140個女學生，有的強姦了122個，有的強姦了117個，有的強姦了104個。由於受害人太多，受害人的父母們紛紛上訴，中共感到遮掩不住了，於是派人調查，待調查屬實後，上報給中央高層，竟然無人過問和處理。最後，周恩來堅持了一下，將一名強姦了85名女學生的師長槍斃了，以平民憤，其他的高級軍官們仍逍遙法外。

1971年，中共在內蒙古地區搞了一場清查“內蒙古人民黨”的運動，僅八個月不到的時間，28萬人慘死於這場運動，100多萬人被關進了各級政府設立的臨時監獄和私刑室，受到了極其殘酷的折磨，造成了終身的殘疾。尤其是女人們受到了使人難以置信的折磨，被強姦和輪奸，被用馬鞭抽打陰部，被用野豬鬃刺乳頭，被用鐵夾子夾乳頭，甚至被割掉一隻或兩隻乳房的，更有許許多多的女人是被燒燙的鐵棍捅進陰道，而造成終身不孕的後果的。

1979年，在山西省的平魯縣，有一個政府經營的大煤礦，礦的黨委書記無視安全，強迫礦工嚇到已是極危險的礦井裏工作，僅幾個小時後，礦井塌方，285名礦工無一生還，由於這位書記于省政府的一位官員有親戚關係，事發後不但不負任何責任，反而立即被調到另一個大礦做黨委書記。

阿聰的資料中提到共產黨還在井岡山、大別山、沂蒙山打遊擊時，與占山為王的土匪無異，他們搶劫過往的客商，打劫富戶，霸佔女人，甚至綁票，當拿到贖金後，又撕票。從共產黨的這些過去的所為，當然就不難解釋1966年那場全國性的大抄家運動了，更不難理解毛澤東讚揚紅衛兵抄家的行為是“好得很”了。

資料中提到毛澤東在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談話中，竟然說：“我們得感謝你們日本人的，沒有你們的侵華，我們還奪不下這個江山呢。” 聯想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16歲的我在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當我看到一篇文章上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時，那是我的第一次的大吃一驚，後來驚吃得太多了，也就不驚了。

想到幾年前，幾位史學界的老前輩們提到新疆、內蒙古、黑龍江的北部10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毛澤東及其一夥賣給了蘇聯的史達林，以換取支持，奪取政權。在得到阿聰的同意後，我引用了這些材料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共產黨的祖師爺列寧也曾以兩千萬美元的代價賣掉了阿拉斯加。由此可以推斷，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都是不擇手段而強取來的，可惜的是，這些手段百分之百的都是罪行和犯罪，人民變成了流血的工具，國家的領土成了政治交易的籌碼……。”

兩個月後，阿聰向我要還這份材料。我對他說：“不知你能不能夠聽我一句話？老兄，這份材料必須銷毀。我是擔心你的安全，何況你多少次的告誡過我，千萬不能進監獄……”

“可我不怕死！”當晚，他去我家取走了那份材料。


同床而眠，沒有性生活


我和我太太之間的關係，只有阿學知道的最清楚。他曾幾次調解、勸說過我和太太之間的不和，並請我們夫婦兩次去他家看成人錄影帶。他是理解的，我們屬於一代人，傳統的東西在我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結了婚，就不能提出離婚。即使夫妻不和，卻從不公開的吵鬧，怕被人聽到要笑話的。實際上，經常是一句話不投機，導致夫妻間幾個月不說話，無論是父母或朋友來，又絕看不出我們是在冷戰中。

記得婚後僅三個月，為了一件小事，導致我們將近一年不說話，在僵局中，我們也是同床而眠，但絕對沒有性生活的。家庭背景的不同，教育層次上的差別，加上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不同經歷，幾乎使我們之間無法也不知道該如何去交流。作為我太太那方面，我是可以理解的，她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她羡慕並且也嚮往著我們這種高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及生活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則是受了共產黨三十多年的宣傳的影響，把知識份子當作敵人來看待，或者至少把知識份子當作怪人。我也是矛盾的，她的家庭背景，正是共產黨所寵愛的那種所謂的“紅五類”，幾代人了，除了偶爾的看看報紙外，是從來不讀書的，儘管如此，那種被灌輸的盲目的階級優越感強烈的存在著。尤其在文革中，她家的所有親戚幾乎都是叱吒一時的人物，至少都是紅衛兵，抄家、鬥人是不用說了，至於打過人沒有，卻都矢口否認。一場十年半的文革結束了，但卻沒有一個人掏到任何好處，忠於毛澤東二十幾年，沒有一個人被提議加入共產黨的，更沒有一個人被提拔為幹部的，但在上山下鄉的運動中，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子女被強迫送到了農村，我的太太就在內蒙古的農場呆了八年，最後還是以偽造病歷，謊稱有病，又花錢行賄才重回北京的。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對共產黨也是不滿的。從農村

回來後，年齡不饒人，又急於結婚成家，似乎已經顧不上多考慮了，馬上就進入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傳統軌道上去了。

就在我離大學畢業還差一年時，我就已經被雙方父母和我太太催逼著的毫無退路了，只好同意結婚。看著父母懇求的目光，我理解，經歷了九死一生的文革，他們是急於要把生活恢復正常，大有要把文革耽誤的十年奪回來的意思。我投降了，只是微弱的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先不要小孩。婚後，她上班，我上學，晚上是唯一的時間我們可以呆在一起的，但也不過兩三個小時而已。又要做家務、做飯。飯後，我必須學習、看書、寫東西，直到半夜。而她則要早睡，一天的工作使她疲勞，而且第二天又要起得很早，即使如此，我們之間也往往因為一句話，而發生冷戰。我曾試圖幫她讀一些書，可她並不喜歡。她醉心的那些宣傳式的電影和流行歌曲，又實在令我倒胃口。我試著帶她去參加音樂會，可她並不知道貝多芬、蕭邦為何許人也，看著太太那無表情的臉，我知道她在受罪。我努力創造理由去愛她，可效果卻不理想。

我幾次與阿學談到這事，阿學的看法是：由於結婚時我們都已是三十歲的人了，那種激情和性的欲望已經在長期的壓抑中和自我控制中變得淡薄了，或不正常了。他建議讓我們從性生活的改善上開始去協調夫婦關係，他不顧冒著兩年入獄的懲罰的風險，搞來了成人錄影帶，把我們夫婦反鎖在屋裏看，但效果實在不大。

結婚一年後，為了準備畢業論文，我得到了個機會，與幾位教授去貴州省考察三個月。我興奮極了，告訴了父母，並開始做準備。而我的父親，這個曾經受到西方教育，具有西方開化意識的父親竟然對我下命令似的說：“你的太太不懷孕，你就不要走，我也可以去找你的教授談，取消你的這次考察，我已經60多歲了，我等不了了，我要見第三代人。”

聽了父親的話，我大吃一驚。我馬上解釋，我尚未畢業，正在一個忙碌的時期等等，似乎無用，我又耐心的講述了中國的人口，及對2020年的經濟分析，如果經濟不能增長一倍的話，是根本養不活30年後的16億人口的。並提到共產黨不懂，也沒有能力搞經濟，結論是，下一代人將面臨著教育危機、居住危機、甚至民用水的危機，在這種環境下也是基於負責的精神，最好不要小孩。

一番的解說，召來的是父母的大怒和指責。母親甚至哭著說：“這可能是在你一生中，我們做父母的求你的唯一一件事的。”我不想傷父母的心，與太太商量，太太說：“嫁給你一年了，我幾乎天天都被別人問是否懷孕了。近幾個月，問的人少了，可是風言風語也傳出來了，說或是你，或是我，准有一個有病的。所以不能懷孕，我父母也逼問過我多少次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他們才好。”

我找到了阿學，向他講述了這一切。他說：“你的壓力比我大，多了雙方父母的壓力，我不存在這一層的壓力。但僅是社會輿論和太太的壓力，我就不得不投降了，我的兒子已經五個月了，十分可愛，可我已經在為他的將來擔心了。你我都明白，在我的兒子到了你我這個年齡時將面臨的是什麼，可沒有人聽，更沒人願意知道，怎麼辦？沒辦法，投降吧，只有當我們老了時，不要替兒女去選擇生活就行了，爭取做個開明的父母吧。”

我沒話說了。阿學是個堅強的人，尤其在學術理論上，凡是他認為是對的東西，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覺地和你整天整夜的辯論，直到你投降繳械為止。可在這件事上，他竟然是這樣的勸我，我掙扎著說了一句：“為什麼我們總要去聽別人的呢？！連我的私生活都被別人安排好了。我是什麼？什麼又是我的？”

那天，我的教授出人意外地邀我去他家喝茶。教授夫人語重心長地勸我要多多體諒父母的心，又哭訴著他們失去兒子的痛苦，那是1969年初，中蘇邊境的珍寶島一戰，教授的兒子當時正在東北農村，被征入伍，未經任何訓練就上了火線。在一次雙方的炮擊中陣亡。一年後，教授夫婦才接到政府寄來的陣亡通知書，和200元的撫恤金。當時教授夫婦都在挨鬥，又承受了喪子的打擊，幾乎使他們失去了生活的勇氣。教授對我說：“你的父母來過我這裏，我們很談得來，他們要我勸說你改變你的看法，給他們的晚年生活中一些樂趣和快樂吧，我們和你的父母是一樣的，都是經歷了九死一生的人，不要再傷他們的心了。”我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或許阿學是對的，投降吧！
回家後，與太太一起翻書，計算可以懷孕的日子。一個多月過去了，太太的例假沒有再來，陪太太去醫院檢查，證實是懷孕。我告訴了父母，他們又驚又喜，甚至連名字都準備好了。我卻忙於收拾行裝，幾天後去了貴州。對後來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女兒，我是愛的，但心底總有一個陰影，那就是這個女兒的來到，並非出自我的本意，而是為了去平息社會的輿論，去討父母的歡喜，同時也是為了我能不被打擾而可以安靜的幹我自己的事的一道擋箭牌。

女兒的出現，也僅僅是我們夫婦一個談話的內容而已。等於我們之間的冷淡關係絲毫沒起任何作用，除去談論女兒外，仍是無話可說。

1986年春，我結束了在西藏的將近一年的工作，回到了北京。女兒已經快五歲了，我獲得了假期，決定帶太太和女兒去旅遊，離開他們一年，我當然想她們了，又感到對不起她們。

我們一家三口去了江南，十幾天的青山綠水，名廟古跡，驅散了我一年的疲勞，帶給了女兒無限的歡快。可我和太太之間仍發生了兩次不愉快的口角。說起來，別人也許不信，可事實是，在那兩個多星期的旅遊中，我們夫婦並沒有做過愛。

我已步入了中年，也該想想今後的生活了，前半生的苦難和天災人禍，我僥倖活了下來了，可我們生活在這個殘酷的政權下，人心難測，防不勝防，迫使得人們變成了兩面派，共產黨幹部們的醜惡嘴臉，噁心的宣傳，政治的腐敗、動盪，物價的飛漲，加上工作上的不順心，和我自己本身尚存的一點點的事業心，我已是筋疲力盡了，晚上回家，再去面對一個冰冷的家庭關係。天啊！一個人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想到這裏，眼前突然出現了阿主的身影。

阿主是我的中學同學，又是我的朋友，比我大兩歲。他曾是北京的一所大學裏最年輕的教授，可就在他被授予教授職稱的兩個月後，就被醫生檢查出他患有肝癌，並被診斷為肝癌晚期，他只能再活六個月了。

阿主的父親是在1957年的那場反右運動中自殺的。那年阿主九歲，從此與母親相依為命，母親是個醫生，一直沒有再婚，苦苦的把阿主養大。在文化革命中，阿主仍被送到了山西省的農村，一年後，阿主的母親在一次被批鬥中，死于腦溢血，阿主成了孤兒。後來，阿主掙扎著把自己辦回了北京，並考進了大學，攻讀物理，畢業後留校任教。由於連續發表了幾篇十分有創意的論文，受到了高度的重視。畢業僅四年後，就被破格授予了教授的職稱，成為了最年輕的教授。

阿主結婚10年了，太太與他同齡，在一家報社做印刷工人。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已經上了小學的女兒。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家庭，實際上只有很少數的幾個人知道，阿主的婚姻並不美滿，而且可以說是場悲劇。原來當阿主和他太太都還在娘肚子裏時，就已經由阿主的爺爺和他太太的爺爺互相指腹為婚訂下了婚約。直到文化革命開始後，紅衛兵抄了阿主的家，阿主是在紅衛兵走後，清理屋子時，無意中發現了他父親自殺前留下的遺書，才知道他父親的死因，而且知道了他早已有了婚約。遺書中提到了要阿主成年後一定要履行婚約。後來當阿主成了孤兒後，他太太的一家很是照顧過他，並且在他辦回北京一事上很是花錢出力的。當阿主回到北京後，既無工作又無地方可住時，他的岳父母收留了他，對他照顧得很好。不久後，又幫他找到了一個工作，這一切都使得他十分感激。就在1976年的年初，阿主主動的提出要履行婚約，這使得他岳父母十分高興，並馬上舉行了婚禮。1977年，大學重又招生了，阿主成功的考入了大學，而他的女兒已經出生了幾個月了。他的岳父母給予了他全力的支持，不僅是財務上的支持，而且要阿主不要為家務和女兒的事操一點心，全力讀書。阿主做到了，全身心地投入了學習和探討中。四年的學習，加上四年的辛勤工作，終於他成了最年輕的教授。

我們始終不太明白的是，在阿主死前，他是不是知道，他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那就是忽略了夫妻間的感情。朋友們都知道，阿主是一年365天，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要找阿主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實驗室，一個是圖書館，在家裏是見不到他的。夫妻之間的關係冷若冰霜，女兒對他也如路人。作為朋友，我們都曾多次勸說過阿主，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的，“現在不是時候，等我得到了副教授的職稱後，我便可以告慰父母，報答岳父母，對得起太太和女兒了，那時候，我會帶太太去旅遊，我會好好的愛她們，照顧她們的。”

阿主沒能帶太太和女兒去旅遊，也沒有讓任何人知道他患上了癌症，並只有六個月的生命了。他發瘋似的工作了兩個月，完成了正在進行的專題，並寫出了論文。又忍著癌症帶來的時時的劇痛，不露聲色地修理了傢俱，做了對太太和女兒今後的安排，然後告訴太太，他要去上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幾天後就回來的。最後一次擁抱太太、親吻了女兒，他便走上了不歸之路。

在阿主的一生中，他唯一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就是黃山。這次他去了，他並沒有去上海，直接去了黃山，在第三天的下午，他爬上了黃山景點之一的泥鰍背，坐在了那棵大松樹下，借著晚霞的餘暉，寫下了他的遺書。然後以酒伴隨著敵敵畏喝了下去……。他的遺體是在轉天清晨被發現的，那封遺書疊得很好地就放在他上衣的口袋裏。

我始終記得，遺書中我這樣的幾段內容：

“……我這一生中，遭遇了太多的苦難。儘管如此，我並沒有被壓垮，我努力了，也奮鬥了，我創造出了成就，也有了名譽和地位，但這些僅僅是個開始，我還可以幹的更多，可是癌症毀滅了我的一切，不但如此它還要在奪走我的生命之前，讓我再受幾個月的疼痛的苦，我受苦受夠了，我已經受的太多太多了，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不過三十八年，而受苦受難的日子占去了我三十年，所以我決定不受了……

“……黃山確實很美，比我想像的還要美，就讓我的生命結束在這裏吧。其實，我真的不想死，生活對我來說好像剛開始一樣，我有我的家庭，我有個太太，還有個可愛的女兒，我知道這麼多年來，我冷淡了她們。在我得到了教授的頭銜後，我是準備要做幾件事的，去彌補她們這些年來失去的夫愛和父愛的。但是，已經太晚了，死神正在走近我。

“……這麼多年的苦難，使我已經失去了對死的恐懼。即便不死在癌症上，天知道今後又會死於哪場政治運動中？我只是再也受不了更多的痛苦和疼痛了……，就讓我在這裏結束生命吧，……我只是感到太對不起她們了……。”

幾年沒有搞運動了，生活似乎平靜了，但並不等於正常。白天要說著違心的話，幹著自己不愛幹的工作，晚上回家又要埋頭鑽研寫作，夫婦關係冷淡，口角、冷戰不斷，家庭的溫暖、夫婦間的溫存、體貼，我沒有感受到過。回家仍好像是上班，神經永遠沒有鬆弛的時候，有家如同沒家一樣。這不是生活！

我開始檢討自己，感到自己對太太是有做的不對的地方，比方說，看不起他的家庭（或者說對他的家庭總有一種戒備和警惕感）。從來沒有正式拜訪過她的父母，由於她實際上只受了人本的教育，感覺她處處不如我，從不對她談我的工作和我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除去應酬外，也從不帶她參加朋友的聚會，我們夫婦幾乎沒有私房話。性生活更是少的可憐，她是個女人，嫁了我，當然是要一輩子和我生活在一起了，女人的最大願望無非就是丈夫愛她，對她好一點，她會心甘情願地與我同甘共苦一生的，可是我們現在的關係，她也在忍受，中國人已是災難深重，多苦多難的了，難道夫妻間也要如此嗎？

我沉思著，並決定馬上開始去做點什麼，改善我們的關係，既然沒有專業的諮詢和指導，那麼阿洪參加的那個裸體聚會想必對我們也會有幫助的，當然了，第一步是要征得太太的同意。

幾天後，又是太太要回娘家探望她父母的日子了。早上，我對太太講：“如果你不介意，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去探望你父母。”“為什麼？”太太顯然是很吃驚的問我。我接著說：“別問了，結婚快七年了，女兒都五歲了，我卻沒有正式的登門拜訪過他們，不管什麼原因，總是我做的欠點意思的。咱們先去商場，你告訴我他們都喜歡吃什麼，我們買幾樣，然後一起去看望他們，好不好？”太太驚喜了，想說什麼可沒說出來，只是看著我，我笑著催她說：“別愣在這裏了，趕快去換件衣服吧。”
她不知所措的點著頭，進房換衣服去了。時間不長，她出來了，有點不好意思地問我：“你看這件衣服還可以嗎？”我好像是第一次注意到太太，入時的衣服裹住了她豐滿而曲線突出的身體，有點發紅的面膚，一對亮亮的大眼睛正在看著我。我的太太也是一流的女人，可是為什麼……，我打斷了思路，笑著點頭誇好，然後拉著太太的一隻手，走了出來。太太幾次不好意思的要掙脫出那只被我緊握的收，但我握著更緊了。

這一次去探望岳父母十分成功，不僅是岳父母意外的驚喜，而且可以說對於那個住有二、三十戶人家的大院子裏的鄰居們也是個意外。從跨進大院的門開始，就不停的與鄰居們點頭、打招呼、握手的，直到進了岳父母的屋子，兩位老人有些過份殷勤的招待我，氣氛不是那麼自然，我盡力的表現得隨便，主動的拋出話題，又打開禮物請他們品嘗，氣氛開始正常了。

岳父母堅持要留我吃完中飯再走，看著太太那懇求的眼光，我同意了。可我必須給研究室打個電話，但我又實在不願意再次的一出一進這個大院子而受到注視了。只好對太太說：“最好你出去找個公用電話，告訴所裏，我在下班前准去的。”太太高興的答應了。

岳父似乎對我的這個副主任的頭銜興趣極大，問了一連串的問題，無非是想弄清這個官有多大，管多少人，有多大的權。若依我的性格，我會馬上說我對這個沒興趣，我不在乎這些，我更不想幹這個，我是副教授，副研究員，歷史是我的專業，但是，我不能對他們講這些的，他們辛辛苦苦的做了一輩子的工人階級，共產黨也並沒有給他們一點的實惠，儘管做了共產黨寵愛的工人階級聽起來光榮、高尚，可在他們的頭腦中，那些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傳統觀念又頑強地存在著。而且這麼多年，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敵視政策，又使得他們不懂，而且也不想去懂什麼是教授、副研究員、研究專題又是什麼，他們感興趣的正是我憎惡的，而我全身投入的事，又正是他們一竅不通的事。沒辦法，我不是生活在真空裏，他們又是我的岳父母，我只好耐下心來，向他們解釋了副主任職務的級別和職務範圍。兩個老人大樂。

令我沒想到的是，岳父母聽後，十分認真的對我說：“你可要感激趙紫陽總書記，正是因為他上了台，實行新政策，才開始提拔知識份子的。”我點了一下頭，心裏卻反感極了。我是在為我們人類工作，我是不會效忠一個政權的，更不會為一個政黨或某個人工作的，共產黨有意的搞亂了這些概念去愚弄人民，我的岳父母也包括在內。
沉默了片刻，我抑制住了自己而沒有告訴他們，就是那個趙紫陽，前不久也接受了日本一個公司送給他的一套價值二十萬美元的傢俱，以換取優惠條件，在大陸開設公司。算了吧，我對自己說，我今天來不是為了辯論，而是要使夫妻關係正常化。

我正想換個話題時，太太回來了，告訴我室裏沒什麼事，我可以不必去，但明天有個會議十分重要，提醒我不要忘了。這正好給了我一個話題，明天的會是要商量我們前不久在四川省東部的山洞裏發掘出的一批文物，是屬於一個已在大約兩千一百年前絕種的少數民族的，我向他們講起了這批文物的發掘過程，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乃至使岳父很興奮，在午飯時多喝了兩杯酒，於是不勝酒力，睡覺去了。直到太太幫岳母收拾好了一切，沒有驚動熟睡中的岳父，我們告辭了，岳母一直把我們送到院門口。
與太太走在路上，太太高興地說，她還從來沒見過她父母象今天這麼高興呢。又告訴我說，她打完我的電話後，也給她所在的公司去了電話，請假一天。我問她為什麼，她看著我卻沒回答。我明白了，馬上提議去北海公園走走。她高興的點著頭。我並沒有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順利，並不象我預料的那麼複雜，看來，今天我可以和太太談到那個裸體聚會了。
......

（節選）

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阿生告訴我說：“阿聰下落不明，生不見人，死不見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