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政燕、蔡文英╱綜合報導】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裔的德國女作家慕勒（Herta Muller）前天特別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與中國流亡詩人貝嶺見面，對他表示聲援，並和他及另一些獨立知識份子見面交談。此事也引起會場大批媒體關注。
德國
貝嶺昨天接受《蘋果》訪問時表示，慕勒在百忙之中，特地帶著大批西方媒體，到德國《大紀元時報》攤位，和他見面。她表示此舉旨在表達對流亡文學家的支持，貝嶺則稱她得獎是所有流亡作家共同的榮譽。兩人互相贈書，擁抱。
同有受迫害經驗
貝嶺指出，同樣在祖國羅馬尼亞有受迫害經驗的慕勒，大談她自身的經驗。貝嶺認為，她的支持流亡作家之舉帶有極大的象徵意義，讓他非常感動。
此外，在台掀起政治風波的新疆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卡德爾（Rebiya Kadeer）前天從紐西蘭飛往德國，獲准入境，展開德國參訪之旅。昨天她前往波昂，預定明天在法蘭克福書展現身，舉行記者會。
法蘭克福書展 王德威：台灣文學不必歸於一統
2009-10-17
中國時報
【林欣誼／法蘭克福報導】
「我們不必只有一個家，也不必只有一種政治認同，這就是充滿蓬勃能量、多樣和自由的台灣文學存在的理由。」哈佛大學東亞文化系教授王德威，十六日在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推出一場精彩的演講，將台灣當代文學發展，與複雜的兩岸關係、身分認同及日本殖民等歷史背景連結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清楚而動人的台灣文學脈 絡，精準犀利，贏得熱烈掌聲。
「高行健的家在哪裡？」「為什麼龍應台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受到大陸官方封殺？」這些問題對西方讀者來說難以理解，王德威以「Writing Taiwan: Diaspora and Homecoming（書寫台灣：離散與回歸）」為題，介紹近五十年來不同世代的台灣作家群像，從吳濁流、周夢蝶、楊牧、張大春、朱天文、陳玉慧、駱以軍到伊格言，解釋他們如何因為「外省」與「本土」兩種不同的家庭背景，而呈現出不同的創作風景。
他舉出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受殖民台灣人畫像、周夢蝶詩作中的中國鄉愁，張大春則以文學表達對父輩中國傳統的鄉愁、回歸與創新；楊照則企圖書寫上一代曾經歷的日本殖民、白色恐怖等經驗；而陳玉慧的《海神家族》則刻畫出一個融合多種血緣的台灣家庭…
王德威指出，「離散」與「回歸」兩個看似是相對的詞，但從台灣文學中便可發現，它們也是互相交融的概念，「我們曾經很焦慮，我們的家、我們的根是台灣還是中國？但從台灣文學來看，無論是離散或回歸，都能成為開放、自由且充滿可能性的概念。」
比如鍾文音、鴻鴻、夏宇等作家，便各自以世界旅行、跨界創作的結合，展現流動且充滿能量的文學內涵，而對哈金、高行健、貝嶺等海外華人作家來說，「家」對他們來說早已不是一個侷限地域、民族或者某種政權統治下的概念。
他認為，「離散」與「回歸」為主軸不僅是台灣文學背後兩個重要主題，更孕育出今日多元且豐沛的文學風景，而這種「不必歸於一統」的歧異性，正是台灣文學迷人的力量。
除了王德威，昨日台灣館接連推出楊照、張大春等作家演講，三場演講皆由德國女作家Ulrike Draesner主持，全程使用英文，以期達到國際宣傳效果。楊照與張大春分別以「台灣多元文化」及「漢字書寫」為題，在現場朗誦台灣詩作、毛筆揮毫，張大春還吟曹操的《短歌行》，現場氣氛熱烈。
法蘭克福書展／多元文化 在台灣撞出火花
【聯合報╱特派記者陳宛茜】
2009.10.17 04:47 am
作家張大春昨天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以「書」一字從金文到簡體字的轉變，向西方讀者表達正體字之美。
記者陳宛茜／攝影
學者王德威及作家楊照、張大春，昨天應台灣館之邀，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舉行三場專題演講。王德威、楊照分別以離散文學、詩，闡釋台灣文學迥異大陸文學的獨特性；張大春則當場提筆揮毫，解釋「書」一字在中國歷史中造形的轉變，從中闡述正體字之美。
王德威的講題為「書寫台灣：離散和回歸」。他指出，台灣四百年歷史中，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移民和統治者來來去去，「離散」和「回歸／返鄉」，成為台灣文學永恆的兩大主題。
他形容台灣就像機場或法蘭克福書展，不同意識型態和擁有不同故事的人在這裡碰撞出火花，形成台灣文學的獨特性。這種包容性，讓高行健、貝嶺等大陸流亡作家，在台灣也可找到「家」的文化認同。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文學多元化、擁有多元認同的特性，迥異於必須服膺於一種國家、文化認同的大陸文學；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文學可以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台灣館可以獨立於中國館之外的重要理由。話一說完，立刻引起台下熱烈掌聲。
楊照的講題為「台灣：詩意的文化」。他認為，在各種文體中，神秘、曖昧的詩，最能表達與代表台灣多元文化的特色。
他指出，周夢蝶、洛夫這一代的詩人，歷經戰亂流離後踏上臺灣土地，在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下，只能用晦澀、曖昧的詩意語言表達真實情感。台灣經歷不同時期的 殖民經驗，無法找到一致的文化、國家認同；不同的文化元素在混亂、衝突中找到一種混搭的美感，呈現一種「詩意的文化」，這也是台灣文化、文學的獨特處。
張大春的講題為「漢字為中國文化的根本」。他引經據典當場揮毫，向西方觀眾闡述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書」這個字從金文到簡體字的演變。
他以「書」字為例，解釋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差別：現存書法資料顯示，簡體字的「書」最早出現於西晉時代書法家索靖，為「書」創造全新美學，豐富中國文字造型，但中國字飽含的文化知識卻漸漸消失。
【2009/10/17 聯合報
法蘭克福書展落幕中國流亡作家談印象
記者: 燕青 | 華盛頓 2009年 10月 18日
圖片來源: 貝嶺
貝嶺(右)和米勒在法蘭克福書展
貝嶺講述了對米勒的印象：“......你感到這麼嬌小的一個女子，但是她身上可以產生那麼巨大的文學能量、一個人用筆來對抗一個國家的那種力量，那是讓我感覺非常強烈的。”
為期五天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星期天落下帷幕。有關本屆書展的主賓國中國的各種話題還在繼續。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勒特意發表講話，支持獨立新聞媒體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與此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開幕式期間回憶往事的片段在流亡作家當中也激起共鳴。
*感歎新興媒體衝擊出版業*
流亡海外的中國詩人兼作家貝嶺從書展現場接受採訪時說，他10年前也曾到過法蘭克福書展，相比之下，傳統的出版業和印刷業今不如昔，受到網際網路等新興媒體的衝擊非常明顯。
貝嶺不無感歎地說：“跟10年前我來參加書展相比，我覺得書的衰退很明顯、出版業的衰退很明顯；出版社也沒有以前那麼有錢，來賓也沒有以前那麼多。”
貝嶺說，儘管出版業整體上的衰退很明顯，但是由於人們對中國的廣泛興趣，這次書展還是受到各界相當的關注。
*據稱新聞出版署下令零接觸*
對這位流亡詩人和作家來說，未能和來自中國的同行隨心交流，讓他感到非常遺憾。
貝嶺說：“據說中國新聞出版署的政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跟我們這些人、所有的流亡作家、異議作家採取的是‘零接觸’的政策；不許在任何一個公共平臺上跟他們一起對話、談話。”
貝嶺說，儘管如此，他在非正式場合碰到一些中國作家，大家彼此打個招呼、互致問候，時間不長，但是短短的接觸也讓這位流亡海外多年的作家和詩人心中感到溫暖。
*米勒支持流亡作家*
這次書展期間，他所經歷的難以忘懷的是和今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出生在羅馬尼亞的女作家米勒的會面和交談。
星期五下午，米勒來到大紀元時報攤位上對眾多記者發表了講話，並且還和貝嶺交談。
米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公佈，很多人、包括職業作家，都感到詫異，因為她的作品遠遠說不上是廣為流傳。貝嶺在接受採訪時也承認：“我對她的熟悉度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她得獎的時候我馬上意識到，就是對流亡文學、移民作家，描述在專制社會下人的那種不幸，那種敏感，這是我感覺到非常強烈的。”
貝嶺講述了對米勒的印象：“我看到的是一個非常嬌小的女子，這讓我非常吃驚；你感到這麼嬌小的一個女子，但是她身上可以產生那麼巨大的文學能量、一個人用筆來對抗一個國家的那種力量，那是讓我感覺非常強烈的。”
米勒告訴貝嶺說，如果我得的這個獎能夠對你們、對流亡作家有任何一點幫助，我也就覺得很欣慰了。
*默克爾講話激起共鳴*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這次書展的開幕式上發表演講時特意提到了她年青時在東德的經歷，說她那時候最為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在西德的親戚能夠把書寄到她在東德的家。
當時在現場聽默克爾演講的貝嶺說：“她說很多家裡人或者是朋友都希望拿到罐頭、肉類這些平常在東德買不到的東西，但是她最大的願望就是寄過來書，所以當她手上有書的時候，她覺得那是那個時候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一個精神寄託。”
彼得.偉德豪斯(Peter Weidhaas)曾經長期擔任法蘭克福書展的總監。星期天，他在書展現場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這次書展很值得，能夠聽到有來自各方的聲音，有心人能夠在書展期間瞭解到很多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
關鍵字：法蘭克福書展，貝嶺，米勒，默克爾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ookshow-10192009100010.html
法蘭克福書展閉幕 貝嶺和戴睛被臨時取消發言
2009-10-19
第六十一屆法蘭克福書展閉幕。書展公司對於展覽會結果表示滿意，但是是否應該選擇中國作為主賓國的爭論依然在繼續。原計劃在閉幕式發言的貝嶺和戴晴，臨時被取消了發言。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天溢自德國報導。
第六十一屆法蘭克福書展，於十八號，即星期日下午四點半閉幕。今年的參觀者比去年減少九千人，有二十九萬人，但是成交額高於去年。書展公司對於今年書展的結果感到滿意。然而關於是否應該選擇中國作為主賓國的問題在德國社會引起的批評和討論依然在繼續。在閉幕式後，記者獲悉，原來要在閉幕式上作簡短發言的異議人士詩人貝嶺和記者戴晴女士臨時被取消。為此，記者十八號晚上十一點採訪了貝嶺先生。“我在這次來參加正式的法蘭克福書展的時候，法蘭克福書展副主席代表主席寫來邀請信，信中談到我大概會被邀請在閉幕式上做一個簡短的致辭。這個簡短的致辭，昨天晚上我在仍然還沒有得到正式通知的情況下，打了個電話給書展國際部主任彼德•利普根。他告訴我，他不負責這件事情，你應該打電話問書展副主席，也就是克勞迪小姐。可是在我還沒有打電話給克羅迪小姐的時候，也就是在上午接近中午的時候，我收到利普根的電話，他告訴我書展方收到德國外交部的通知，不再請我做閉幕的致辭。他說這是外交部的決定。”
關於戴晴女士的情況，貝嶺先生介紹說，“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下，我是被預先通知了，不要我致辭了。那後面的原因是什麼，我本人並不知道。我雖然在今天被告知，但是至少我的精神準備好一些，另外一位也被邀請做閉幕致辭的戴晴女士，她是在閉幕式開始之前，也就是在下午四點半開始前，四點十五分的時候，也接獲利普根通知，說沒有計劃請她來做書展的閉幕致辭。對她來說這是更突然的事情，至少我的精神準備更好一些。”
對於其中的原因，貝嶺先生說，“這個中間的曲折和原因，我相信只有書展和外交部知道。既然書展說是外交部的指示，那顯然是外交部的決定。原因是什麼，我也無從判斷。”關於這個事件在德國社會可能產生的反應，貝嶺先生說，“就我所知，德國媒體明天會對這個事情做追蹤報導，法蘭克福評論報，還有明鏡線上，關於這個事情都採訪了我和戴晴。”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導。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807257,00.ht
德中/歐中 | 2009.10.19
法蘭克福書展落幕：中國專案負責人被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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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閉幕的法蘭克福書展與其本年度的主賓國中國的關係可謂磕磕碰碰。書展開幕前數周舉辦的一次有關中國的研討會，臨時取消對兩位異議作家戴晴和貝嶺的邀請，書展方險些因此被媒體的討伐聲淹沒。而在閉幕當天的一個招待會上，原本被邀請致詞的戴晴和貝嶺又被告知發言的安排被取消。這一議程上的改變也沒有逃過媒體的眼睛。
流亡詩人貝嶺對德國之聲表示，書展主辦方在向他發出邀請時就在郵件中提到，計畫請他在閉幕活動上作簡短發言。在整個書展期間，主辦方並沒有提起計畫有變更。當貝嶺在閉幕前一天向主賓國專案經理利浦肯詢問是否應在第二天的招待會致詞時，對方讓他同另一位負責人核實。貝嶺表示："但是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彼德•利浦肯的電話，他告訴我說，是德國外交部來決定這個活動怎麼搞，外交部表示不安排任何人在閉幕式上致詞。那我想，不安排，我放棄了就完了。但是當我來到閉幕式的時候，卻發現安排了一位印度代表致辭。"
讓貝嶺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德國外交部的書展專案負責人外，在會上致詞的還有來自印度的出版商卡維裡•拉爾罕德。
而與貝嶺同樣被邀請發言的來自北京的作家戴晴，直到招待會開始前最後一刻，才被告知自己的發言被取消了。戴晴在會場上的翻譯對德國之聲證實，招待會開始前十幾分鐘時，利浦肯親口告訴戴晴，會上將沒有她的發言，這是德國外交部方面的願望，利浦肯本人也完全贊同這一決定。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異議作家貝嶺與戴晴
利浦肯此後對媒體的解釋是，當晚的活動主題是國際文化政策，戴晴與此沒有任何關係，而且這次活動也無關書展的主賓國中國。
或許戴晴與利浦肯的交談引起了在場記者的注意，一家臺灣媒體記者立即進行了現場連線。貝嶺表示他相信取消發言不是主辦方的本意，但他仍不能理解這個決定做出的背景，因為主辦方一再表示，不會因中國方面的壓力影響書展的決定。貝嶺說："我個人來說，我更關心的是真相，到底為什麼取消。原因是那麼簡單還是有更多複雜原因。"
周日晚間的明鏡週刊線上版和週一的法蘭克福評論報對此作了報導。後者還詳細敘述了周日傍晚發生的情景。幾乎可以預見，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辦方在書展閉幕之後仍將繼續受到批評質疑。
週一上午，法蘭克福書展宣佈，中止與中國項目負責人利浦肯的合作。在一份媒體公告中，書展方表示，這一決定的原因是"一段時間以來與書展主賓國中國方面的協調出現困難。"
在書展開幕前數周，書展方舉辦了一場有關主賓國中國的研討會。但原本計畫向異議作家戴晴和流亡詩人貝嶺發出的邀請後來被取消，據說是迫於中國官方的壓力。這使書展方受到德國輿論的批評和巨大壓力。當戴晴和貝嶺最終出現在會場並上臺發言時，中方代表集體短暫離席以示抗議。這一幕使法蘭克福書展及其主賓國在開幕前就陷入了爭議。
但就對書展期間舉辦的各項活動的反映來看，無論是官方還是獨立作家都對中國主題的展示做出了積極評價。貝嶺也表示書展活動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機會。但他的遺憾是，書展未能架構起一個官方作家和獨立作家之間直接對話的平臺。此外，"我個人覺得，這一切可能把本來比較單純的文學（弄得複雜了），因為我是一個作家，我更希望文學能呈現在上面。文學的聲音裡可以包括獨立的聲音，對任何體制的異議的聲音，還有你在文學本身上的一種努力。這些全被政治的東西給沖掉了，所以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
作者：葉宣
責編：達揚
Buchmesse-Skandal
Auswärtiges Amt ohne Meinung
Von Natalie Soondrum
Ripken mit Dai und Bei (Bild: dpa)
Herbert Wiesner, Generalsekretär des PEN-Zentrums Deutschland, findet den Vorgang nur noch unmöglich: Offensichtlich war den chinesischen Dissidenten Dai Qing und Bei Ling bei einem Abschlussempfang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aufgrund mangelhafter Absprachen, quasi aus Versehen, im letzten Moment das Wort entzogen worden. Die beiden wären beim Verlags-Einladungsprogramm auch wirklich fehl am Platz gewesen, aber die Einladungen waren nun einmal ausgesprochen worden.
"Erst verschafft der PEN den beiden Rederecht, und im Nachhinein legt man ihnen das aus, als seien sie darauf aus gewesen, von der Medienaufmerksamkeit zu profitieren", sagt Wiesner der FR: Ihnen sei das Gefühl vermittelt worden, Störenfriede zu sein. Was noch schwerer wiege, sei der Umstand, dass hochbezahlte Kräfte mit vielfachen Erfahrungen bei internationalen Treffen involviert gewesen seien: Peter Ripken, zu dem Zeitpunkt Leiter des Internationalen Zentrums der Messe und der dekorierte Diplomat Max Maldacker, Referatsleiter im Auswärtigen A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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