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飛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香港始終有你
2007年香港圖書市場的重頭戲，自然是與香港回歸十年主題有關。在不計其數的“回歸”專題、專輯、專刊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內地的紀念圖書側重於選取十年裡最具有代表性的大事件，以宏大的視角（確切的說，應該是“中國的香港”視角，即從中國的角度看香港）去記錄香港的主流變遷，記錄的要點有了，記敘的元素卻不足。以外在的姿態看香港，總感覺像隔著一層膜，看不真切。那些是真實的香港嗎？
而香港本土的圖書則更加側重于以局內人的身份，對十年政經進行總結，對十年前後自身變化進行剖析。在經歷了金融風暴、禽流感、非典疾疫、管制風波、邊緣化危機之後，香港人既體會到東方明珠讚譽中的耀眼與璀璨，也體會到《獅子山下》“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的苦澀與辛酸。可以說，這個十年，是香港人對國族身分的探索，也是香港人對本土文化根源的努力尋找。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今天•香港十年》以及《唔該，埋單：一位元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都是這其中的佼佼者。前本書的書名光從字面意思理解，似乎只是一本香港回歸十年的回顧圖書，但事實上，這是《今天》雜誌社所編寫的一期“香港十年專號”的結集。《今天》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刊，其一把手是北島，二把手是芒克，三把手是徐曉。從創刊至今，《今天》一直以一種潛修靜默的理性心態堅持不懈探討與文化關懷相關的主題。《香港十年》自然也不會例外，全書收錄了二十多位元香港本土作者的作品，從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和後殖民處境、香港文學和文化生態的回顧與前瞻，一直談到香港街頭抗爭文化的理論和實踐。此外全書還收有四個訪談錄，分別訪問了小思、李歐梵、也斯和葉蔭聰，以從對話中見出香港文化的多元化和混雜性。
後一本書實際上是舊書新果，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按照作者的謙稱，這本書本來是97年湊回歸時的熱鬧之作，但在香港評論家梁文道看來，該書在觀察香港社會轉變的作品裡可稱得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十年之後，呂大樂增訂該書，添加了一則後記《有落，後數》，作為對“後九七”的補充。這本書之所以在敘述香港的語境中佔有重要地位，是因為呂大樂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講。九七之後，千頭萬緒，又不知從何說起。”香港故事為什麼不易說，在呂大樂看來，根本原因在於“回歸十年保持現狀不變並不足以應付萬變”。當年香港人因為害怕及抗拒轉變，才造成今天香港面臨邊緣化的局面。而今天，香港人又不曾真正放開懷抱，去全面提升自己的區域空間視野、改變自己的“生活圈”定義。根本說來，香港人真正要擔心的，並不是本土身份的消失、國家認同感的混淆，而是這麼多年從未有豐富過這個身份的內容，沒有什麼思想的突破。“維持現狀的想法，應該到此為止了。”
說到香港邊緣化，自從2006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發出“香港會有被邊緣化的危險”的警告之後，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化，會被誰邊緣化的討論就一直延續至今。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兩本書《香港，醒醒！》、《香港，誰邊緣化了你》則系統回答了上述兩點疑問。前者從香港近20個主要行業，包括金融業、旅遊業、物流業、製造業、展覽會議業、創意產業、醫療保健業、人才教育業、政府公共業，對香港經濟與發展前景提出了中肯而尖銳的批評，並指出現時的香港正如一個遇上危機的中年人，是“表面風光，內裡陰乾”，挑戰其實甚為艱巨，要想繼續保持領先，就必須乘著當前的經濟順景，打造新的經濟引擎；後者選取新加坡和上海作為比照香港邊緣化危機的參照點，詳細剖析了在“三城記”的競爭中香港現有的優勢和缺陷，並指出香港邊緣化的危機不在於被他人超越，排擠在了中心以外，而在於香港人自己未有利用香港的優勢，克服挑戰，自己邊緣化了自己。
香港三聯的《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在闡述香港十年經濟發展的得與失上也是一本重頭書。作為第一部系統論述回歸十年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的專著，該書作者採取了縱貫的分析思路，通過截取每一個時間段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九七回歸、亞洲金融風暴、網路科技熱潮、SARS疾疫、經濟通縮、財政赤字、負資產橫行、CEPA施行、港人北上消費潮、邊緣化危機等，巧妙地將香港回歸十年以來的經濟發展，鑲嵌於一個W形經濟軌跡模型之中。W形的兩端是香港1995年至1997年與2003年至2006年的兩次經濟繁榮期，中間是2000年前後一段恢復性增長的經濟“小陽春”，兩個底部則是1998年至1999年和2001年至2002年構成的經濟衰退期。雖然2007年香港經濟增勢良好，但是W形的經濟軌跡是否會繼續重複？如何拉長W形末端的曲線，使其成為一條呈上升趨勢的直線，讓香港從“重現繁榮”走向“持續繁榮”？我們將與作者一起拭目以待。
香港獨立出版社“進一步”在回歸十年之際，也一口氣推出了十種名為“一步十年”系列的小書。十位作者皆是香港知名的作家、傳媒人和學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深入解讀香港十年的發展變化，話題所指包括香港社運工運思潮的反省，香港商業化教育根由的剖析，香港全面都市化弊病的解構、香港跨世代矛盾紛爭的批判等，讓我們看到一群本地知識份子對香港的關切之情。眾所周知，急功近利的香港人，能靜下心來讀文字書的並不多，因此在香港做出版其實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進一步”的十本小書，反映出在香港主流閱讀口味的夾縫之下，依然有一幫熱愛出版的香港人，在為拓闊香港人的閱讀視野盡一份力。
此外，上書局出版社出版的《十年回歸十年盤點》和《假•政經》，都是以痛定思痛的姿態，查找香港政制發展過程中的不足，並試圖描畫出香港未來十年應有的走勢。明報出版社與香港電臺合作推出的《香港家書》，把這個由香港學者、議員、官員及社會各界人士以書信形式，向全香港市民表達個人感受的同名電臺節目，從1998年起結集成文字，讓人讀出幾分“香港始終有你，不離不棄”的感動與溫馨。而香港三聯繼2006底出版《香港大老——周壽臣》後，今年又推出同一系列的《香港大老——何東》，通過論述何東這位在香港德高望重、社會地位顯赫的“大老”的生平事蹟，傳達出香港人在逆境之下依舊執著勤奮、樂觀堅韌的人生價值。
到底還是張愛玲
一部電影《色，戒》，掀動了兩岸三地讀書界再一次的“張愛玲熱”。成就張愛玲多部經典作品的香港，當然不會錯過這難得的追憶機會，除了原著小說的風靡以及專欄作家在各大報章雜誌鋪天蓋地的追捧與討論外，有兩本書也特別值得一提。
第一本是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文學•電影•舞臺》。該書實際上是香港浸會大學張愛玲逝世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剛巧趕上了電影的熱潮，於是一幀王佳芝獨站層旋樓梯下一隅抬頭仰望的劇照，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此書的封面。雖然在封面設計上略有嘩眾取寵之嫌疑，但此書的內容還是相當嚴謹和充實，當中既包括了研討會中各個學者的專題演講，例如由王安憶主講的“改編《金鎖記》”、蘇偉貞主講的“自誇與自鄙：張愛玲的書信演出”、李歐梵主講的“張愛玲與荷裡活電影”和陳子善主講的“1945-1949年的張愛玲”，也有對小說《色，戒》的深入評論以及張愛玲晚年作品《對照記》的詳細解讀，並且收錄了香港知名導演許鞍華、嚴浩和毛俊輝在“銀幕與舞臺上的張愛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文學、電影、舞臺三個緯度皆有照顧，雖然看似有不小的跨度，但因為張愛玲本身的影響力，從文學一直延伸到電影、話劇、舞臺劇、學術、翻譯、繪畫和音樂等各方面，因此這三個緯度的歸納反而顯得至情至理。
第二本則是劉紹銘教授的《到底是張愛玲》。很小的一本書，寥寥百頁，但卻是真正入木三分地瞭解張愛玲的文字。劉紹銘跟張愛玲有著很深的淵源，他們不只是見過面，而且還通過信，劉紹銘更幫張愛玲謀過職。因此劉的文字多性情之言，和第一本學術論文集比起來更顯感性的情懷。劉紹銘在序言《傳奇的誘惑》裡指出，張愛玲作品的傳奇性是現在進行式的，而不是像許多作家那樣已經成為過去完成式，所以依舊吸引著眾多“張迷”的追捧；而張愛玲為人孤僻，性情傲慢，想要過一種遺世獨立的生活，這種特立獨行的姿態又引發了“張迷”的好奇心，總猜想著是否正是張愛玲個人的傳奇生活經歷才激發其寫出傳奇的作品。對此，劉紹銘強調，“張學”在今天成為一門顯學，大家對張愛玲傳奇的探究似乎已經有些走火入魔的味道。實際上，雖然張愛玲曾經說過自己“是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但張愛玲的人生實在缺乏傳奇的色彩，探究起來的文學價值也並不是很大，倒不如以傳奇作為閱讀的誘因，去深入研究張氏的文本魅力。
說到張愛玲的傳奇，就不能不捎帶著提一下張愛玲與香港，因為張愛玲傳奇的起點，和香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沒有香港，就不可能會有現在的張愛玲。1939年，19歲的張愛玲來到香港大學讀歷史系，四年後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傾城之戀》，記錄下香港這個華麗城市淪陷的故事，同一年發表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也是以香港為背景而寫就。到了五六十年代，張愛玲又先後兩次來港居住與工作，從事翻譯、長篇小說創作，以及撰寫電影劇本等工作。她後期最主要的另一篇長篇小說《怨女》，也是首度連載於香港的《星島晚報》。這些故事拼接在一起，足以讓香港引以為文學史上的驕傲，所以張愛玲在香港的火熱，《色•戒》打破香港9月開畫影片的票房歷史最高記錄，乃至2006年底香港浸會大學藉著張愛玲逝世十周年研討會舉辦了一場高規格的“懷念張愛玲晚會”，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四世同堂的世代紛爭
香港文化界旗手陳冠中在經典論述《我這一代香港人》中，描畫了戰後嬰兒潮香港精英一代的成長經歷。這本書連同著他2004年出版的《香港三部曲》在今年一起再版，加之社會學家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又起發了一場香港故事的世代爭論。
戰後嬰兒潮的這一代人，普遍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大學畢業，八十年代見證香港經濟起飛。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香港人，他們的人生經驗在香港形塑，代表著九七回歸前的“香港成功範式”，是香港繁華時代的受益者。
雖然陳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嬰兒潮一代”的成功所在，也是香港今日的問題所在：自以為自己見多識廣的這一代香港人實際上只是夜郎自大、過度陶醉，卻不知道發財與騰飛只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但陳冠中在代際的紛爭中，卻並沒有說得很清楚，為什麼到了今天，那些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所謂“香港故事”，依然是由戰後嬰兒潮這一代人牢牢掌握和支配？
巧合的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香港的鬱悶》今年也再次重版，這本由三位三十多歲的香港新生代作家寫就的作品，通過刻畫“下一代香港人”的鬱結，表達了對這個問題的跨世代看法。
嬰兒潮的下一代，普遍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大學畢業，經歷九七年後經濟泡沫爆破帶來的失業創傷，現屆三十歲上下，也被習慣的稱之為三十世代。
和一躍躋身成為社會中上層的“嬰兒潮一代”比起來，香港的三十世代是困惑的一代。他們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麥理浩時代”之前的英國殖民時代，青年時期便要面對實實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談判，讀大學或踏足社會前後又碰上了一系列的民主運動，大學畢業剛剛進入職場，已經開始討論“誰偷了你的工作？”。特別是到了九七之後，金融風暴一夜間吹走了所有的經濟奇跡和神話，香港社會處在一個動盪不安、變幻莫測，民眾難以理解、難以適應的大背景之中。下一代的香港人不得不開始整天檢討香港的出路，要和上海做比較，要和新加坡爭高下，日日在邊緣化的危機意識下，擔憂自己會不會成為又一個被“邊緣”的對象。職場生涯和世界觀的轉變令香港三十世代不得不重新反省工作價值，一切戰後“嬰兒潮一代”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迅速地在三十世代眼前消失，在對比之下的鬱悶中被迫拋棄理想主義，返璞歸真。
對此，隸屬“嬰兒潮一代”的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全面審視了香港社會中這種跨代的矛盾，並將“香港人”的討論範圍，往回擴展到戰後來港打拼的一代，亦即二十及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在書中，呂大樂把香港人分成四代：第一代是經歷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之後，才輾轉來到香港的內地移民一代；第二代就是陳冠中筆下的戰後“嬰兒潮一代”；第三代則是以《香港的鬱悶》為代表的香港三十世代；至於第四代，則是那些出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批香港青年人。
在呂大樂看來，香港跨代的矛盾，實質上是現今香港四代人精神結構上的如實映照：生於戰前“第一代”，雖然因著難民心態而大多無法視香港為家，但他們比起往後任何一代都更加堅忍、刻苦和勤儉；嬰兒潮的“第二代”雖然撰寫了近二三十年的“香港故事”，但卻忘記了為他們的下一代創造接班空間，甚至更要以百業翹楚的姿態對下一輩指指點點；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第三代”，正直人生壯年，意氣風發、躊躇滿志，卻受制於奇特的跨代結構，始終無法在香港歷史中順利登場；至於出生於八十年代的“第四代”，更是因為缺乏選擇的機會，而被質疑為是否有能力擔當起的香港未來。
如此，香港今日社會的世代困境已被勾勒出一幅較為清晰的圖景，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須注意到，陳冠中、呂大樂他們的世代觀，依然是以自己乃至父輩的經驗為敘述主體，因此在對第四代香港人精神狀態的摹寫上，難免缺乏感同身受般的體悟。
儘管在呂大樂的筆下，香港的第四代“從一開始就已經是輸家”，但他們並沒有完全失去自我反思、擁抱理想的能力。例如在這兩年香港建構集體記憶的大潮前，香港第四代所擁有的香港情懷雖然只是知識，而非回憶，但是保衛天星碼頭，保衛香港風格的運動中，卻屢次出現他們抗爭的身影。本土文化固然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色，但第四代的香港人都相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的香港核心價值，他們中一些沖在最前面的年輕人，更是熱烈而自覺地去主動認識、整理、保育舊時代的香港文化，想要將香港特質，在自己身上傳承。
當然，香港的跨世代論述並沒有就此終結。再過十年，現時的二十世代、三十世代，會漸次演變成為帶領香港前進的主導力量，他們的勇氣和承擔，他們的責任和使命，都將決定香港的未來，到底是更加美好，還是忽而沉淪。
保留香港的集體記憶
2007年，“集體回憶”一詞伴隨著香港人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運動而成為香港社會的主導詞語，反映在圖書市場上，就是本土文化的再次強烈發酵，相關的書籍也成為今年的熱點。
又是陳冠中！在這本由七八十年代的左派、知識份子、電影、電視、音樂、嬉皮文化、老街、懷舊情結串起來的《事後•本土文化志》中，陳冠中詳細回憶了香港文化脫胎換骨的黃金期，並且以自己所創辦的《號外》雜誌三十年發展經驗，告訴關注香港的人和被關注的香港人，香港的本土文化志，應該是幅怎樣的圖景。
陳冠中在書裡說，1971年到1981年是香港人的文化開蒙時期。大家或者在政治領域張揚地結社辦課程闡發左翼風氣，或者在文學領域辦雜誌開書店推廣英美乃至臺灣的文學思想，或者在藝術領域引介倫敦紐約的流行風格並開拓本港的時裝紀元，或者乾脆自己抗起攝影機嘗試歐洲小眾藝術片港化的探索。至於以粵語為代表的歌曲、電影、電視劇的流行，更是由於香港年輕人層出不窮的創意而步入黃金年代。
而從今天已經被推土機推倒的一磚一瓦往回望，香港人只能在《事後》這樣的書本中一齊集體回憶。例如其中一篇由《號外》雜誌於1977年7月刊登的《灣仔：吾鄉、吾土、吾民》文中，冷戰、越戰時的彎仔在作者的描寫下顯得困乏又頹敗，看著仿佛使人走進時光隧道一樣，重拾那舊夢的點與滴。
此外，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出版的《活在西九》，通過反映深水埗西九龍區十間特色老店以及居於該區弱勢社群的生活狀況，以呈現香港舊區的建築特色及文化美態，希望藉此喚醒香港人對社區文化保育的重視。CUP出版的《天空之城》，把香港舊區的天臺風景用相機記錄下來，並據此提出質疑：舊東西到底需要保留還是擯棄？舊東西的價值又應由誰去定論？香港著名報人黃夏柏所寫的《憶記戲院記憶》一書，記錄了48間香港戲院的點滴往事，雖然是以個人對香港戲院的私房記憶為敘述主線，然而當作者在書中說出：“每拋出老戲院這種話題，大家總有連綿不止的記憶”時，又何嘗不是為香港人打開了一條通往戲院前世今生的追憶之路呢？
任何一座城市必然是由歷史所組成。那些鏽跡斑駁、磚紅瓦綠，夾雜在高樓大廈中的老舊建築，正是香港這座城市由過去走向未來的真實寫照。陳冠中說過“混雜是美的”，李歐梵也說過：“‘混雜性’本來就是香港文化的傳統”。當越來越多帶有身份記憶的老建築相繼被消滅（按照《香港風格》一書的作者胡恩威所言，“消滅香港”一語正成為香港城市發展的最真實寫照），在下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中，最值得懷念的，會不會只剩下現代化的高樓商廈以及各種程式式的洋速食呢？
工具理性下的溫情
2007年的香港圖書，除了上述幾個熱門的主題外，人文關懷也逐漸成為主流，這在奉行經濟效益、強調工具理性的香港，無疑帶給人很多驚喜。而這其中，最最觸動人心的莫過於一本並不快樂的書——《我要安樂死》。
《我要安樂死》的作者是香港很多人都認識的斌仔（鄧紹斌），一位全身癱瘓的青年。1991年6月19日，22歲的斌仔在即將領取畢業證書前，因一次意外事故導致全身癱瘓，從此臥床至今。在度過12年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無數次的自尊心受損、事事求人又事事受制於人、無助與無望後，斌仔於2003年致函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公開要求擁有安樂死的權利（但是遭到了拒絕），一時引起香港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迴響。2005年10月，斌仔開始寫下自己的經歷，一字一句，幾經艱辛，終於在2007年5月完成這本自傳。在書中，斌仔交代了自己當年意外發生的經過、這16年來非外人所能明白的痛苦和困頓，以及爭取安樂死權利的初衷，並且以“永不放棄”作為最後一章的標題，表明自己不會放棄爭取安樂死的決心。
這是一本非常坦白的書。在死亡面前，作者沒有刻意保留一點自己的感情和觀點。就是因為這份坦白、這份赤裸裸，文字的震撼和殺傷力才如此巨大。而那幅冷冰冰的醫院天花板的封面配圖，更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視覺衝擊，因為那幾乎就是作者在過去16年裡所能看到的唯一景象。所以無論是從醫學、道德、法律、宗教何種角度去支持或者反對作者要求安樂死的決定，旁觀者都應該收起批評，站在斌仔的角度，重新對死亡這個古老命題進行反思。
香港科技大學潘毅副教授所著的《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為我們展示出香港學者的人文視野。
在書中，作者尖銳地刻畫出中國女工們所承受的雙重壓迫：一方面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興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則是傳統的父權制度。“面對社會張力及內在掙扎，她們根本沒機會出聲，唯有靠半夜尖叫、噩夢發洩；這段社會歷史的背後，不知藏著多少創傷。”由此，作者把打工妹這個群體稱為“失語者”。身為女性、身為農民、身為外出打工者，她們是游離在社會中的弱勢邊緣人，她們的聲音也因此註定無法曝露在社會主流話語之中，註定被輕易地忽略和覆蓋。
《中國女工》使我們看到，中國的新興打工階級固然失語，但是仍有呼聲。雖然她們今天的呼聲在喧鬧的城市中依舊弱小，少有人顧及，甚至給人以遲到的感覺，但遲到畢竟比沒有好。她們開始表達和傾訴，她們在擴大的城鄉差距之間，在加重的性別不平等之中產生了呼喚的欲望。這種欲望會叫她們碰到殘酷的現實，但它也是一種抗爭的動力，從前是抗爭農村父權制度裡的壓抑與扭曲，現在是抗爭都市資本制度裡的壓迫與不公。作者在書中最後一章所特寫的一位名叫阿英的女工的尖叫，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尖叫，是對社會暴力與荒謬所爆發出的譴責之聲。
最後，不得不提一下《親愛的安德列》。確切的說，這是本龍應台家書，書裡結集了龍應台寫給自己擁有德國血統的兒子安德列的36封家書。龍應台希望透過這36封家書，可以跨越世代與世代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生活與生活之間的差異，與安德列重新建立起心靈上的溝通。正如龍應台在序言裡所言：“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佛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要認識這個人。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在通信的過程中，龍應台一再告誡自己“他是個完整獨立的個體”。母親之愛並不必然等於要強迫兒子努力學習，為他劃定人生道路，所以在書信裡龍應台並沒有為安德列提供解決人生困擾的答案，而是注重培養兒子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給予他自我選擇的權利。36封家書後，已經21歲的安德列和已經過了“知天命”年齡的龍應台，看似兩代人的隔膜依舊存在，但兩代人都做了同等的去努力認識對方。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書信的內容談論的是什麼，也無論龍應台的筆法是否依舊“野火集”般宏大理性，我們都能從中體會到那種最原始的母愛，就好像母雞奮力展開翅膀，欲將小雞緊緊擁入懷中，給予安穩與溫暖。
這也是香港圖書市場在2007年年末給讀者帶來的溫暖。
所涉書目：
《今天•香港十年》，葉輝主編，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68
《唔該，埋單：一位元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呂大樂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50
《香港，醒醒！》，香港經濟日報主編，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1月，港幣98
《香港，誰邊緣化了你》，曾仲榮著，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2月，港幣68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郭國燦著，三聯書店（香港），2007年5月，港幣128
《十年回歸 十年盤點》，陳和順、張炳良等編，上書局，2007年7月，港幣50
《假•政經》，陳家星、王慧麟著，上書局，2007年7月，港幣49
《香港家書》，香港電臺編，明報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88
《香港大老——何東》，鄭宏泰、黃紹倫著，三聯書店（香港），2007年7月，港幣128
《張愛玲：文學•電影•舞臺》，林幸謙編，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港幣98
《到底是張愛玲》，劉紹銘著，三聯書店（香港），2007年10月，港幣60
《我這一代香港人》（精裝），陳冠中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85
《香港的鬱悶》（二版），韓江雪、鄒崇銘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60
《四代香港人》，呂大樂著，進一步多媒體（香港），2007年7月版，港幣30
《事後•本土文化志》，陳冠中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80
《活在西九》，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7年3月，港幣98
《天空之城》，Joel Chung、Stella So著，CUP出版社，2007年7月，港幣88
《憶記戲院記憶》，黃夏柏編，麥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1月，港幣88
《我要安樂死》，鄧紹斌著，三聯書店（香港），2007年5月，港幣80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潘毅著，明報出版社，2007年2月，港幣68
《親愛的安德列》，龍應台、安德列著，天地圖書，2007年11月，港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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