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香港2007年图书市场回顾

香港十年·集体记忆·世代纷争·张爱玲

　　——香港2007年图书市场回顾

　　严飞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香港始终有你

　　2007年香港图书市场的重头戏，自然是与香港回归十年主题有关。在不计其数的“回归”专题、专辑、专刊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内地的纪念图书侧重于选取十年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大事件，以宏大的视角（确切的说，应该是“中国的香港”视角，即从中国的角度看香港）去记录香港的主流变迁，记录的要点有了，记叙的元素却不足。以外在的姿态看香港，总感觉像隔着一层膜，看不真切。那些是真实的香港吗？

　　而香港本土的图书则更加侧重于以局内人的身份，对十年政经进行总结，对十年前后自身变化进行剖析。在经历了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疾疫、管制风波、边缘化危机之后，香港人既体会到东方明珠赞誉中的耀眼与璀璨，也体会到《狮子山下》“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的苦涩与辛酸。可以说，这个十年，是香港人对国族身分的探索，也是香港人对本土文化根源的努力寻找。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今天·香港十年》以及《唔该，埋单：一位社会学家的香港笔记》都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前本书的书名光从字面意思理解，似乎只是一本香港回归十年的回顾图书，但事实上，这是《今天》杂志社所编写的一期“香港十年专号”的结集。《今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刊，其一把手是北岛，二把手是芒克，三把手是徐晓。从创刊至今，《今天》一直以一种潜修静默的理性心态坚持不懈探讨与文化关怀相关的主题。《香港十年》自然也不会例外，全书收录了二十多位香港本土作者的作品，从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和后殖民处境、香港文学和文化生态的回顾与前瞻，一直谈到香港街头抗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此外全书还收有四个访谈录，分别访问了小思、李欧梵、也斯和叶荫聪，以从对话中见出香港文化的多元化和混杂性。

　　后一本书实际上是旧书新果，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按照作者的谦称，这本书本来是97年凑回归时的热闹之作，但在香港评论家梁文道看来，该书在观察香港社会转变的作品里可称得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十年之后，吕大乐增订该书，添加了一则后记《有落，后数》，作为对“后九七”的补充。这本书之所以在叙述香港的语境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吕大乐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讲。九七之后，千头万绪，又不知从何说起。”香港故事为什么不易说，在吕大乐看来，根本原因在于“回归十年保持现状不变并不足以应付万变”。当年香港人因为害怕及抗拒转变，才造成今天香港面临边缘化的局面。而今天，香港人又不曾真正放开怀抱，去全面提升自己的区域空间视野、改变自己的“生活圈”定义。根本说来，香港人真正要担心的，并不是本土身份的消失、国家认同感的混淆，而是这么多年从未有丰富过这个身份的内容，没有什么思想的突破。“维持现状的想法，应该到此为止了。”

　　说到香港边缘化，自从2006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发出“香港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的警告之后，香港会不会被边缘化，会被谁边缘化的讨论就一直延续至今。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香港，醒醒！》、《香港，谁边缘化了你》则系统回答了上述两点疑问。前者从香港近20个主要行业，包括金融业、旅游业、物流业、制造业、展览会议业、创意产业、医疗保健业、人才教育业、政府公共业，对香港经济与发展前景提出了中肯而尖锐的批评，并指出现时的香港正如一个遇上危机的中年人，是“表面风光，内里阴干”，挑战其实甚为艰巨，要想继续保持领先，就必须乘着当前的经济顺景，打造新的经济引擎；后者选取新加坡和上海作为比照香港边缘化危机的参照点，详细剖析了在“三城记”的竞争中香港现有的优势和缺陷，并指出香港边缘化的危机不在于被他人超越，排挤在了中心以外，而在于香港人自己未有利用香港的优势，克服挑战，自己边缘化了自己。

　　香港三联的《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在阐述香港十年经济发展的得与失上也是一本重头书。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回归十年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的专著，该书作者采取了纵贯的分析思路，通过截取每一个时间段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九七回归、亚洲金融风暴、网络科技热潮、SARS疾疫、经济通缩、财政赤字、负资产横行、CEPA施行、港人北上消费潮、边缘化危机等，巧妙地将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镶嵌于一个W形经济轨迹模型之中。W形的两端是香港1995年至1997年与2003年至2006年的两次经济繁荣期，中间是2000 年前后一段恢复性增长的经济“小阳春”，两个底部则是1998年至1999年和2001年至2002年构成的经济衰退期。虽然2007年香港经济增势良好，但是W形的经济轨迹是否会继续重复？如何拉长W形末端的曲线，使其成为一条呈上升趋势的直线，让香港从“重现繁荣”走向“持续繁荣”？我们将与作者一起拭目以待。

　　香港独立出版社“进一步”在回归十年之际，也一口气推出了十种名为“一步十年”系列的小书。十位作者皆是香港知名的作家、传媒人和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入解读香港十年的发展变化，话题所指包括香港社运工运思潮的反省，香港商业化教育根由的剖析，香港全面都市化弊病的解构、香港跨世代矛盾纷争的批判等，让我们看到一群本地知识分子对香港的关切之情。众所周知，急功近利的香港人，能静下心来读文字书的并不多，因此在香港做出版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进一步”的十本小书，反映出在香港主流阅读口味的夹缝之下，依然有一帮热爱出版的香港人，在为拓阔香港人的阅读视野尽一份力。

　　此外，上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十年回归十年盘点》和《假·政经》，都是以痛定思痛的姿态，查找香港政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并试图描画出香港未来十年应有的走势。明报出版社与香港电台合作推出的《香港家书》，把这个由香港学者、议员、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以书信形式，向全香港市民表达个人感受的同名电台节目，从1998年起结集成文字，让人读出几分“香港始终有你，不离不弃”的感动与温馨。而香港三联继2006底出版《香港大老 ——周寿臣》后，今年又推出同一系列的《香港大老——何东》，通过论述何东这位在香港德高望重、社会地位显赫的“大老”的生平事迹，传达出香港人在逆境之下依旧执着勤奋、乐观坚韧的人生价值。

　　到底还是张爱玲

　　一部电影《色，戒》，掀动了两岸三地读书界再一次的“张爱玲热”。成就张爱玲多部经典作品的香港，当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追忆机会，除了原著小说的风靡以及专栏作家在各大报章杂志铺天盖地的追捧与讨论外，有两本书也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本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该书实际上是香港浸会大学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刚巧赶上了电影的热潮，于是一帧王佳芝独站层旋楼梯下一隅抬头仰望的剧照，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此书的封面。虽然在封面设计上略有哗众取宠之嫌疑，但此书的内容还是相当严谨和充实，当中既包括了研讨会中各个学者的专题演讲，例如由王安忆主讲的“改编《金锁记》”、苏伟贞主讲的“自夸与自鄙：张爱玲的书信演出”、李欧梵主讲的 “张爱玲与荷里活电影”和陈子善主讲的“1945-1949年的张爱玲”，也有对小说《色，戒》的深入评论以及张爱玲晚年作品《对照记》的详细解读，并且收录了香港知名导演许鞍华、严浩和毛俊辉在“银幕与舞台上的张爱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文学、电影、舞台三个纬度皆有照顾，虽然看似有不小的跨度，但因为张爱玲本身的影响力，从文学一直延伸到电影、话剧、舞台剧、学术、翻译、绘画和音乐等各方面，因此这三个纬度的归纳反而显得至情至理。

　　第二本则是刘绍铭教授的《到底是张爱玲》。很小的一本书，寥寥百页，但却是真正入木三分地了解张爱玲的文字。刘绍铭跟张爱玲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不只是见过面，而且还通过信，刘绍铭更帮张爱玲谋过职。因此刘的文字多性情之言，和第一本学术论文集比起来更显感性的情怀。刘绍铭在序言《传奇的诱惑》里指出，张爱玲作品的传奇性是现在进行式的，而不是像许多作家那样已经成为过去完成式，所以依旧吸引着众多“张迷”的追捧；而张爱玲为人孤僻，性情傲慢，想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又引发了“张迷”的好奇心，总猜想着是否正是张爱玲个人的传奇生活经历才激发其写出传奇的作品。对此，刘绍铭强调， “张学”在今天成为一门显学，大家对张爱玲传奇的探究似乎已经有些走火入魔的味道。实际上，虽然张爱玲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但张爱玲的人生实在缺乏传奇的色彩，探究起来的文学价值也并不是很大，倒不如以传奇作为阅读的诱因，去深入研究张氏的文本魅力。

　　说到张爱玲的传奇，就不能不捎带着提一下张爱玲与香港，因为张爱玲传奇的起点，和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香港，就不可能会有现在的张爱玲。1939年，19岁的张爱玲来到香港大学读历史系，四年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倾城之恋》，记录下香港这个华丽城市沦陷的故事，同一年发表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也是以香港为背景而写就。到了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又先后两次来港居住与工作，从事翻译、长篇小说创作，以及撰写电影剧本等工作。她后期最主要的另一篇长篇小说《怨女》，也是首度连载于香港的《星岛晚报》。这些故事拼接在一起，足以让香港引以为文学史上的骄傲，所以张爱玲在香港的火热，《色·戒》打破香港9月开画影片的票房历史最高记录，乃至2006年底香港浸会大学藉着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研讨会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怀念张爱玲晚会”，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四世同堂的世代纷争

　　香港文化界旗手陈冠中在经典论述《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描画了战后婴儿潮香港精英一代的成长经历。这本书连同着他2004年出版的《香港三部曲》在今年一起再版，加之社会学家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又起发了一场香港故事的世代争论。

　　战后婴儿潮的这一代人，普遍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八十年代见证香港经济起飞。作为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香港人，他们的人生经验在香港形塑，代表着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成功范式”，是香港繁华时代的受益者。

　　虽然陈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婴儿潮一代”的成功所在，也是香港今日的问题所在：自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这一代香港人实际上只是夜郎自大、过度陶醉，却不知道发财与腾飞只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但陈冠中在代际的纷争中，却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到了今天，那些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所谓“香港故事”，依然是由战后婴儿潮这一代人牢牢掌握和支配？

　　巧合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香港的郁闷》今年也再次重版，这本由三位三十多岁的香港新生代作家写就的作品，通过刻画“下一代香港人”的郁结，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跨世代看法。

　　婴儿潮的下一代，普遍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经历九七年后经济泡沫爆破带来的失业创伤，现届三十岁上下，也被习惯的称之为三十世代。

　　和一跃跻身成为社会中上层的“婴儿潮一代”比起来，香港的三十世代是困惑的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麦理浩时代”之前的英国殖民时代，青年时期便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读大学或踏足社会前后又碰上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大学毕业刚刚进入职场，已经开始讨论“谁偷了你的工作？”。特别是到了九七之后，金融风暴一夜间吹走了所有的经济奇迹和神话，香港社会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民众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大背景之中。下一代的香港人不得不开始整天检讨香港的出路，要和上海做比较，要和新加坡争高下，日日在边缘化的危机意识下，担忧自己会不会成为又一个被“边缘”的对象。职场生涯和世界观的转变令香港三十世代不得不重新反省工作价值，一切战后“婴儿潮一代”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迅速地在三十世代眼前消失，在对比之下的郁闷中被迫抛弃理想主义，返璞归真。

　　对此，隶属“婴儿潮一代”的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中，全面审视了香港社会中这种跨代的矛盾，并将“香港人”的讨论范围，往回扩展到战后来港打拼的一代，亦即二十及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在书中，吕大乐把香港人分成四代：第一代是经历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之后，才辗转来到香港的内地移民一代；第二代就是陈冠中笔下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第三代则是以《香港的郁闷》为代表的香港三十世代；至于第四代，则是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香港青年人。

　　在吕大乐看来，香港跨代的矛盾，实质上是现今香港四代人精神结构上的如实映照：生于战前“第一代”，虽然因着难民心态而大多无法视香港为家，但他们比起往后任何一代都更加坚忍、刻苦和勤俭；婴儿潮的“第二代”虽然撰写了近二三十年的“香港故事”，但却忘记了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接班空间，甚至更要以百业翘楚的姿态对下一辈指指点点；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第三代”，正直人生壮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却受制于奇特的跨代结构，始终无法在香港历史中顺利登场；至于出生于八十年代的“第四代”，更是因为缺乏选择的机会，而被质疑为是否有能力担当起的香港未来。

　　如此，香港今日社会的世代困境已被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注意到，陈冠中、吕大乐他们的世代观，依然是以自己乃至父辈的经验为叙述主体，因此在对第四代香港人精神状态的摹写上，难免缺乏感同身受般的体悟。

　　尽管在吕大乐的笔下，香港的第四代“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家”，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反思、拥抱理想的能力。例如在这两年香港建构集体记忆的大潮前，香港第四代所拥有的香港情怀虽然只是知识，而非回忆，但是保卫天星码头，保卫香港风格的运动中，却屡次出现他们抗争的身影。本土文化固然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色，但第四代的香港人都相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包容的香港核心价值，他们中一些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更是热烈而自觉地去主动认识、整理、保育旧时代的香港文化，想要将香港特质，在自己身上传承。

　　当然，香港的跨世代论述并没有就此终结。再过十年，现时的二十世代、三十世代，会渐次演变成为带领香港前进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勇气和承担，他们的责任和使命，都将决定香港的未来，到底是更加美好，还是忽而沉沦。

　　保留香港的集体记忆

　　2007年，“集体回忆”一词伴随着香港人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运动而成为香港社会的主导词语，反映在图书市场上，就是本土文化的再次强烈发酵，相关的书籍也成为今年的热点。

　　又是陈冠中！在这本由七八十年代的左派、知识份子、电影、电视、音乐、嬉皮文化、老街、怀旧情结串起来的《事后·本土文化志》中，陈冠中详细回忆了香港文化脱胎换骨的黄金期，并且以自己所创办的《号外》杂志三十年发展经验，告诉关注香港的人和被关注的香港人，香港的本土文化志，应该是幅怎样的图景。

　　陈冠中在书里说，1971年到1981年是香港人的文化开蒙时期。大家或者在政治领域张扬地结社办课程阐发左翼风气，或者在文学领域办杂志开书店推广英美乃至台湾的文学思想，或者在艺术领域引介伦敦纽约的流行风格并开拓本港的时装纪元，或者干脆自己抗起摄影机尝试欧洲小众艺术片港化的探索。至于以粤语为代表的歌曲、电影、电视剧的流行，更是由于香港年轻人层出不穷的创意而步入黄金年代。

　　而从今天已经被推土机推倒的一砖一瓦往回望，香港人只能在《事后》这样的书本中一齐集体回忆。例如其中一篇由《号外》杂志于1977年7月刊登的《湾仔：吾乡、吾土、吾民》文中，冷战、越战时的弯仔在作者的描写下显得困乏又颓败，看着仿佛使人走进时光隧道一样，重拾那旧梦的点与滴。

　　此外，由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出版的《活在西九》，通过反映深水埗西九龙区十间特色老店以及居于该区弱势社群的生活状况，以呈现香港旧区的建筑特色及文化美态，希望藉此唤醒香港人对社区文化保育的重视。 CUP出版的《天空之城》，把香港旧区的天台风景用相机记录下来，并据此提出质疑：旧东西到底需要保留还是摈弃？旧东西的价值又应由谁去定论？香港著名报人黄夏柏所写的《忆记戏院记忆》一书，记录了48间香港戏院的点滴往事，虽然是以个人对香港戏院的私房记忆为叙述主线，然而当作者在书中说出：“每抛出老戏院这种话题，大家总有连绵不止的记忆”时，又何尝不是为香港人打开了一条通往戏院前世今生的追忆之路呢？

　　任何一座城市必然是由历史所组成。那些锈迹斑驳、砖红瓦绿，夹杂在高楼大厦中的老旧建筑，正是香港这座城市由过去走向未来的真实写照。陈冠中说过“混杂是美的”，李欧梵也说过：“ ‘混杂性’本来就是香港文化的传统”。当越来越多带有身份记忆的老建筑相继被消灭（按照《香港风格》一书的作者胡恩威所言，“消灭香港”一语正成为香港城市发展的最真实写照），在下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会不会只剩下现代化的高楼商厦以及各种程序式的洋快餐呢？

　　工具理性下的温情

　　2007年的香港图书，除了上述几个热门的主题外，人文关怀也逐渐成为主流，这在奉行经济效益、强调工具理性的香港，无疑带给人很多惊喜。而这其中，最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一本并不快乐的书——《我要安乐死》。

　　《我要安乐死》的作者是香港很多人都认识的斌仔（邓绍斌），一位全身瘫痪的青年。1991年6月19日，22岁的斌仔在即将领取毕业证书前，因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全身瘫痪，从此卧床至今。在度过12年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无数次的自尊心受损、事事求人又事事受制于人、无助与无望后，斌仔于2003年致函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公开要求拥有安乐死的权利（但是遭到了拒绝），一时引起香港社会广泛的关注与回响。2005年10月，斌仔开始写下自己的经历，一字一句，几经艰辛，终于在2007年5月完成这本自传。在书中，斌仔交代了自己当年意外发生的经过、这16年来非外人所能明白的痛苦和困顿，以及争取安乐死权利的初衷，并且以“永不放弃”作为最后一章的标题，表明自己不会放弃争取安乐死的决心。

　　这是一本非常坦白的书。在死亡面前，作者没有刻意保留一点自己的感情和观点。就是因为这份坦白、这份赤裸裸，文字的震撼和杀伤力才如此巨大。而那幅冷冰冰的医院天花板的封面配图，更是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因为那几乎就是作者在过去16年里所能看到的唯一景象。所以无论是从医学、道德、法律、宗教何种角度去支持或者反对作者要求安乐死的决定，旁观者都应该收起批评，站在斌仔的角度，重新对死亡这个古老命题进行反思。

　　香港科技大学潘毅副教授所著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为我们展示出香港学者的人文视野。

　　在书中，作者尖锐地刻画出中国女工们所承受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面对社会张力及内在挣扎，她们根本没机会出声，唯有靠半夜尖叫、噩梦发泄；这段社会历史的背后，不知藏着多少创伤。”由此，作者把打工妹这个群体称为“失语者”。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她们是游离在社会中的弱势边缘人，她们的声音也因此注定无法曝露在社会主流话语之中，注定被轻易地忽略和覆盖。

　　《中国女工》使我们看到，中国的新兴打工阶级固然失语，但是仍有呼声。虽然她们今天的呼声在喧闹的城市中依旧弱小，少有人顾及，甚至给人以迟到的感觉，但迟到毕竟比没有好。她们开始表达和倾诉，她们在扩大的城乡差距之间，在加重的性别不平等之中产生了呼唤的欲望。这种欲望会叫她们碰到残酷的现实，但它也是一种抗争的动力，从前是抗争农村父权制度里的压抑与扭曲，现在是抗争都市资本制度里的压迫与不公。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所特写的一位名叫阿英的女工的尖叫，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尖叫，是对社会暴力与荒谬所爆发出的谴责之声。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亲爱的安德烈》。确切的说，这是本龙应台家书，书里结集了龙应台写给自己拥有德国血统的儿子安德烈的36封家书。龙应台希望透过这36封家书，可以跨越世代与世代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生活与生活之间的差异，与安德烈重新建立起心灵上的沟通。正如龙应台在序言里所言：“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彷佛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在通信的过程中，龙应台一再告诫自己“他是个完整独立的个体”。母亲之爱并不必然等于要强迫儿子努力学习，为他划定人生道路，所以在书信里龙应台并没有为安德烈提供解决人生困扰的答案，而是注重培养儿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给予他自我选择的权利。36封家书后，已经21岁的安德烈和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龙应台，看似两代人的隔膜依旧存在，但两代人都做了同等的去努力认识对方。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书信的内容谈论的是什么，也无论龙应台的笔法是否依旧“野火集”般宏大理性，我们都能从中体会到那种最原始的母爱，就好像母鸡奋力展开翅膀，欲将小鸡紧紧拥入怀中，给予安稳与温暖。

　　这也是香港图书市场在2007年年末给读者带来的温暖。

　　所涉书目：

　　《今天·香港十年》，叶辉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68

　　《唔该，埋单：一位社会学家的香港笔记》，吕大乐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50

　　《香港，醒醒！》，香港经济日报主编，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港币98

　　《香港，谁边缘化了你》，曾仲荣著，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2月，港币68

　　《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郭国灿著，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5月，港币128

　　《十年回归 十年盘点》，陈和顺、张炳良等编，上书局，2007年7月，港币50

　　《假·政经》，陈家星、王慧麟著，上书局，2007年7月，港币49

　　《香港家书》，香港电台编，明报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88

　　《香港大老——何东》，郑宏泰、黄绍伦著，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7月，港币128

　　《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林幸谦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港币98

　　《到底是张爱玲》，刘绍铭著，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10月，港币60

　　《我这一代香港人》（精装），陈冠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85

　　《香港的郁闷》（二版），韩江雪、邹崇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60

　　《四代香港人》，吕大乐著，进一步多媒体（香港），2007年7月版，港币30

　　《事后·本土文化志》，陈冠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80

　　《活在西九》，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07年3月，港币98

　　《天空之城》，Joel Chung、Stella So著，CUP出版社，2007年7月，港币88

　　《忆记戏院记忆》，黄夏柏编，麦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1月，港币88

　　《我要安乐死》，邓绍斌著，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5月，港币80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潘毅著，明报出版社，2007年2月，港币68

　　《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安德烈著，天地图书，2007年11月，港币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