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那年，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立下一條「規矩」：「不做白日夢。」
對大多作家而言，悠閒的沉思都屬於工作的一部分，但在桑塔格看來，無異於浪費時間，會對她的情緒穩定產生威脅。「做一個睿智的人，對我而言，並不是做事情做得『更好』的問題，」她在1973年的日記中吐露心聲：「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不能做到睿智，我會就徘徊在緊張症的邊緣。」
《因意識羈於肉身：1963-1981》(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一書的讀者，也許希望刪除「緊張症」，添上「自戀」、「自虐」或「自憐」。每當桑塔格停止思考，這些有害的情緒就跑來佔據她。「自憐和自輕正在耗盡我的心力，」她在38歲生日那天（1971年1月6日）寫道，精煉地描述了屢屢反復的多愁善感。只有很少的時候，她會走神到近乎分心渙散的狀態，確切地說，雖不夠到做白日夢的程度，卻也不能專注於手邊事：
「我今天無法對有關喬‧謝肯(Joe Chaikin)的消息做出回應。結束六個月的康復期後，不久他將接受一次非常危險的心臟手術。我失去了感知能力，無法集中精神，即便在他講話過程中……。我開始焦慮、沮喪、慌張。可不是為了他。是為我自己：我在哪兒？我為什麼感覺不到自己？」
《因意識羈於肉身》是計劃中桑塔格日記三卷本的第二卷，由她的兒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編輯。第一卷《重生》（Reborn ，2008年）從1947年、桑塔格14歲時開始，止於1963年，當年她的首部小說《恩主》(The Benefactor)出版。到1964年5月，她打開了一本新的日記本。當時，她正在成長為一名對事實和虛構同時駕輕就熟的作者。桑塔格與其他兩面手想比，比如諾曼·梅勒( Norman Mailer)、瓊·迪迪安(Joan Didion)、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和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正是她把對理智主義的崇拜本身視為目標。
她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年）裡的評論文章，完全沒有「反對」之意：渴望理解和分類的衝動浸淫其中，針對的不僅是她自己，而且還包括其他人的見解。那本書展現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廣泛閱讀面，其中部分文章，像評論加繆和納塔麗·薩洛特的幾篇，值得一讀再讀；可當中也有不少陳腐的觀點。「就薩特所知，一切思想具有普遍性。」是嗎？薩特知道嗎？改成「就薩特所知，一切思想具有特殊性」，同樣說得通。
1963年，在寫作《薩特的<聖熱內>》(Sartre's “Saint Genet”)一文的同年，30歲的桑塔格在日記中吐露：「愛是最高形式的珍視、偏幸。可這不是存在的狀態。」首選的存在狀態是「成為有識之士」。低落的心情瀰漫在《因意識羈於肉身》的紙面上，她最低落的時候，大概是當她懷疑自己「正變得和其他人一樣蠢」的時候。1968年8月，在把日記荒廢了一段時間後，一絲「微小的想法」將她喚醒，帶來轉瞬即逝的快樂。「於是，我故意大聲說出：『哦，真想不到。有主意了！』……在這間除了我沒有別人的房，我發出的嗓音令自己沮喪萬分。」
絕望之情部分源於她沒有一個女性朋友。日記中有大量關於和戀人發生衝突的內容，不過大部分並不僅限於同性戀人，多數措辭體現桑塔格獨特的自我分析風格：「戴安娜‧凱梅尼(Diana Kemeny)，沒有負向的情感轉移；不允許生氣、流淚；我的同謀；請告訴我具體的細節。」愛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令她消沉。這些日記最辛酸的地方在於，它證明了作者努力想用心感受、卻無奈承認無能為力。愛情變幻無常，唯有思想恆久不變（或看似如此：桑塔格既以堅定的信念、又以放棄自己的主張而聞名。）
開列清單帶來了些許慰藉。日記中充斥著詞彙表、欲購的書目清單、要看的電影清單、摘錄的引文、要做的事。這些記事本一經出版，將成為學者重要的研究工具，而普通讀者，必須在蕪雜的思想碎片中披荊斬棘。以下是1964年典型一天裡的七條筆記：
「找到1956年《聽眾》(The Listener)雜誌上夏皮羅(Schapiro)論現代藝術的文章」
「沃霍爾(Schapiro)的觀點：單一圖像（無變化）；客觀不帶感情」
「『是什麼？』先於『有沒有用？』」
「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自由的行家」
「杜尚(duchamp)」
「麥耶爾·夏皮羅(Meyer Schapiro)」
「《抽象藝術的本質》(The Nature of Abstract Art)，《馬克思主義季刊》(Marxist Quarterly)第一冊第一期（1937年）戴爾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的回應，夏皮羅對此的答复，同前書，第一冊第二期（1937年4月—6月）」
日記中尖銳地論述了美國和歐洲的差別。比如精神分析在美國紮根的現象，「這不曾發生在歐洲任何地方，因為精神分析支持的是『追求幸福』的可行性。」經過一次橫渡大西洋之旅，返回家後，她寫道，「我從放逐（歐洲）變成放逐（美國）。」當她調侃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 )「能夠憑微笑做成任何事；她甚至能夠憑微笑而微笑」時，強調的是這類時刻在自己身上的相對缺失。
里夫的編選一方面小心謹慎，另一方面插手太多。例如，1968年8月和9月，桑塔格給「斯德哥爾摩」條目下的每篇日記標註了日期。當時，她是在那兒製作以瑞典為背景、1969年發行的電影《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嗎？我們無從得知。有關該片及之後的《卡爾兄弟》（Brother Carl，1971年），桑塔格在日記裡幾乎隻字未提——無論選角、拍攝（她自編自導了這兩部影片），還是和演員的關係——正如她不常記述圍繞自己著作出版而發生的事一樣。這點無法彌補，但在整理日記的過程中，編者本盡可以根據已有的創作，提供某些上下文基礎。
桑塔格告訴我們，《卡爾兄弟》遭到「一片惡評」，僅此而已。與此同時，由於決定不加腳註，里夫把他認為有用的信息填塞在方括號內。目的是有助於深入思考的連貫性，但效果適得其反。一篇頗具代表性的備忘錄，旨在提醒自己要再聽一遍的若干作曲家，最後成了這副模樣：「重聽：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讓—菲利普‧拉莫( Jean-Philippe Rameau)、路德維希·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第五交響曲、《海》、弗里德里克‧蕭邦(Frédéric Chopin)、後期的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第八交響曲。」
里夫寫道，桑塔格在臨終的床上「只提起兩個人」，她的母親和俄國流亡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米爾德麗德·桑塔格(Joseph Brodsky)是《重生》裡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和此時一樣，她通常在痛苦的反思中佔有一席之地。相反，布羅茨基是快樂的源泉，里夫說，桑塔格與他建立的，「也許是終其一生……同輩間唯一飽含深情的關係。」布羅茨基瀟灑風光地走完命運給他的最後歲月，播撒智慧的火花和屬於他自己的信條。「約瑟夫：『審查制度對作者是好事……那增強了語言的隱喻力量。』」他的影響和感染，無疑促使桑塔格為自己在兩人相識前、同情判處布羅茨基流放極地多年的那個體製而感到羞愧。里夫寫道：“她的確開始後悔……相信共產主義會帶來解放的可能。”
桑塔格曾寫了一篇論凱撒·帕韋澤(Cesare Pavese)的記事本的文章，後收入《反對闡釋》一書，她提出：「我們為什麼要閱讀作者的日記？因為日記闡明了他的書嗎？通常不是。」更確切地說，日記的趣味在於接觸「第一手的作者……作家作品中自我面具背後的那個自我。」到那時，1962年，桑塔格已堅持寫了15年日記，追索面具背後的自我，偶爾得窺，見到的卻鮮有自己喜歡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