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向》的挑戰

《傾向》的挑戰 ( 答問錄)——答《傾向》編輯四問

◎   楊小濱 

1. 1993-2000 年期間，您作為《傾向》的重要編輯，你有哪些最難忘記的回憶與感受，以及可以傳授的經驗?

我是在《傾向》創刊號出版後加入的。貝嶺希望我協助支持，我樂意地同意了。沒過幾天，我正在朦朧詩人江河在紐約的家裡看他的天竺鼠，當時《傾向》的副主編石濤打來電話，似乎說是已經把貝嶺廢黜了，《傾向》現在已經歸他管了，希望我跟江河幫他寫稿等等。我一時覺得有一種篡黨奪權的奇怪感覺，就哼哼哈哈地應付糊弄了幾句，對新的權力中心報以比較冷漠的態度。再說我一向秉持仗義，不願成為牆頭草。後來聽說貝嶺和石濤打起來了，又聽說貝嶺班師回朝把石濤廢了。《傾向》歷史的開端有點像宮廷史或共黨史（這跟八十年代萬夏等人篡奪詩歌協會領導權的故事有點接近，但結果不同）。總之，後來我就稀里糊塗地開始圍繞在以貝嶺同志為核心的《傾向》編委會周圍奮鬥了。大概是因為原來的副手跟林彪一樣地娘要嫁人去了，頗有要我補缺的感覺；不過我對副手的頭銜興趣不大，跟貝嶺協議安了個「特約策劃」的名號。還有一件有關的事情是，我九十年代中期回上海的時候，那時候還有淮海路上的老家可以住，突然有一天來了一個戶籍警，讓我跟他到派出所去一趟。我以為是我沒報臨時戶口被抓到了，不料說是有市公安局的人找我。他們很客氣，起先問我學習的情況，慢慢把話題轉到國外留學生辦的刊物，「……比如《傾向》啊，經常跟祖國匯報匯報，」他們提醒我。我覺得把《傾向》叫做留學生刊物有點可笑，不過用意是顯見的。我說是啊是啊，我也常看，有誰誰誰的文章，把能記起來的目錄內容背誦了一遍。他們還打算改日請我吃飯，我說我後天就上飛機回美國了，實在沒時間，就推拖掉了。這個，大概比起貝嶺經歷的險情，實在是算不了什麼。當然，最險的要算是貝嶺被抓那年的經歷了。記得那年暑假，我們先是開了一個會，召集了在北京的一堆主要是七零後詩人作家（有馬驊、姜濤、蔣浩、康赫、陳均、中島等）在北大東門附近的今天酒吧（貝嶺把《傾向》的編輯會議選在今天酒吧，是否帶有某種弦外之音？）。在此期間我還陪貝嶺去了東城一個遙遠的印刷廠看那一期的菲林，地下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離開北京回美國之前隔一天的晚上，本來是第二天有個新出刊的發布會，黃峰突然打電話來問貝嶺的下落，說聯繫不到貝嶺，他的直覺是出事了。果然，隨後傳來的消息是被抓了。朋友們忙著轉移雜誌，又投入了新一波地下活動。我上飛機的那天，在飛機上坐了三個小時沒起飛，最後通知說是機械故障，全體下機，安排住一晚第二天再飛。我心裡暗自忐忑，猜想一定是為了讓我重新入境以便一網打盡。還好重入境之後被安排到了麗都大酒店入住，再把前些天一起開會的兩個朋友叫來吃了一頓免費的奢靡晚餐，心裡不免愈發同情獄中的貝嶺。但參加地下工作的惶恐和趣味始終縈繞，成為《傾向》經歷中富於戲劇性的種種插曲。《傾向》的歷史中另外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是1996年的布朗會議和1997年與蘇珊·桑塔格的訪談。1996年在布朗大學召開的「寫作自由國際作家會議」是全球性的，但有一個中文組，是由《傾向》組織策劃的，主要邀請的是海外和台灣的作家和學者，包括不少流亡的異議作家，大陸特意來參加的有芒克、唐曉渡和王家新，是《傾向》邀請的，之後還舉行了「中文作家長桌討論會」。有點像國內外反動作家大集結。跟蘇珊·桑塔格的那次訪談已經流傳很廣了，比較有意思的大概是我試圖在問題中夾帶一些有點刺激桑塔格的內容，從而促使她能夠暢所欲言，所以就提了波德里亞對她的批評。開始貝嶺還有點擔心。果然桑塔格很激動地反駁了，效果還不錯。貝嶺在信中總是簡稱Susan Sontag為SS（國家社會主義？），看得我很不舒服。我至今還保留了許多《傾向》編輯事務上的通信。那時我們主要的通訊方式是傳真，也有少量手寫的信件。很可惜，傳真的字跡消褪得很厲害，現在大多已經不容易辨認。但還是有不少文字引起了回憶，陳東東、臧棣和唐曉渡的筆跡尤其熟悉，不看署名就能認出。比如當時貝嶺、孟浪和我的三方傳真往往是互相提意見，兩個人之間的傳真也往往會傳一份副本給另一人。有幾次都是對各自寫的各期「編者的話」的批評，如貝嶺直接批評孟浪寫的是「粗淺的……老生常談」，我說貝嶺寫的是「官樣文章意義不大」，貝嶺也有次批評我寫的「姿態太高……太誇張……缺乏張力」。有一次比較激烈的衝突似乎是由我而起，發生在美國方面的編輯（主要是我和貝嶺，也牽連到孟浪）與中國方面的編輯（黃燦然，也涉及到陳東東）之間，但誤會的成分居多（當時通訊不便造成的後果）。事情的起因是我在孫文波和臧棣的文稿上寫了一些自己的意見。貝嶺的習慣是把別人給他的通信內容傳真轉發給每一個編輯，卻不加任何說明。黃燦然認為是我要求作者修改，其實我只是給貝嶺看的個人隨感，絕非以編輯身份給作者的修改意見。孫文波那一篇，我的意見所涉及的只是文章所評的王家新詩歌（對詩中“大詞”的疑慮），而不是孫文波的文章（王家新的詩，怎麼改？）。文章大概是黃燦然約來或組來的，他非常生氣，把我們稱作「三人幫」，「三人審查組」，「進行法西斯審查」，「對你（你們）的武斷和專橫感到震驚」。貝嶺和我都感到非常委屈。黃燦然後來對激烈言辭表示了歉意，但保留指責，並引用了陳東東的說法：「楊小濱的『批示』給人一種假洋鬼子居高臨下的霸道印象」。其實，那隻是我給貝嶺看的意見，根本沒打算給作者看，哪會考慮什麼語氣。好在我跟陳東東的友誼好像從來沒有受到影響。其實如果不是又看到這些文字，我已經忘了這件事。回過頭來看，「黨內鬥爭」如此激烈，從來沒有一團和氣的情況，卻也從來沒有傷過感情。黃燦然對編輯事務的嚴肅，也體現在他接受擔任詩歌編輯的信中。他跟貝嶺說：「你可以推薦任何詩人的作品，我亦會在我認可的水準範圍內盡量『寬容』」，包括我們這些編輯的詩稿，「我也會按照我的標準來審閱」 。 

2 ．您對再復刊《傾向》的晚輩(經驗傳承)，有甚麼建議？

踏著我們的屍骨奮勇前進吧！

3. 您的近況(2001年迄今的個人經歷)與近期的創作，有甚麼特別要說明的？

就經歷而言，從美國移居到台灣，在中研院任職，當然是重大的改變。能夠使我從兩岸的廣闊視野去發現漢語文化的某些過去未曾關注的方面。此外，2001年以來的寫作，也的確有一些美學上的轉化。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中國當代社會形態的變化，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只是純粹的壓迫，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不僅是專制，或者說，本土的政治體制糅合了全球的商業體制，使得寫作的對像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多重。一種文化挑戰如何能夠成為非簡單對抗的，甚至是自我質疑的，或許是我自己近年來試圖探索的方向。因此我近年來對於喜劇的偏愛是顯見的，世界和自身的各種錯亂和荒謬可能是最令人驚嘆的。

4. 對《傾向》2009年復刊及未來刊物的期許和建議。 

我想《傾向》有其固有的傾向，在我的理解下，包括文化批判的鋒芒和非主流美學的追求，都十分值得保持。因此，我並不主張調整《傾向》的傾向，而是更加深入地使原有的方向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延伸，更加開拓原有方向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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